生活随笔:回忆犀牛出版社

1970年的某一天(日期忘了),有成回槟度假,几位文友聚在一起,有成忽然提起组织出版社,大家都赞成,以犀牛为名,也是有成提出的,大家没有意见。于是开始召集社员,参加的社员大约有十几位,他们是:李有成、梅淑贞、赵维富(思采)、赖顺裕(川谷)、陈政欣(绿浪)、林本法(归雁)、颜宏高(凌高)、江振轩、陈慧君、陈庆丰、林富祝、麦秀等。在陈慧君的家召开会议,推选川谷当社长,财政陈庆丰,犀牛出版社的标志(Logo)由他设计。议决筹一笔出版资金,计划出版犀牛丛书(由有成设计书本的形式18cmx16cm)。第一本是李有成诗集《鸟及其他》、第2本是麦秀短篇小说集《再见,斑马线》、第3本是思采的散文集《风向》、第4本是梅淑贞诗集《梅诗集》、第5本是《犀牛散文选》。

犀牛象征我们的耐力和冲劲,我们的目标是为马华文坛提供好书,在内容方面要提高书的水准,印刷也力求精美。如果犀牛丛书的出版,能唤起出版界人士对本地文艺的重视,文坛因而蓬勃起来,那么,我们的目的已达到了。各地的文友都纷纷成立出版社,新加坡的五月出版社也和犀牛出版社有默契,互相推介双方出版的书。

由于当时我在一家出版公司工作,并担任《教与学月刊》助编,时常跑印务公司。因此,出版的任务就由我负责。

边卖书边还印刷费

第一本丛书,李有成诗集《鸟及其他》,封面由有成自己精心设计,用白色的粉纸印刷,相当精美,反应不错。接下来,第二本书按照计划付梓,小说和散文(思采的《风向》)的销路还不错,一边卖,一边还印刷费,终于还清了,接着第三本、第四本,也是以这种方式印刷。

当时犀牛出版社的发行网,除了社员合力帮忙推销,一部分是交给书店代售,而我个人的推销对象主要是学校。当时,我认识槟城几间中学的校长及老师,多得他们的大力支持,向学生推介,反应相当理想。他们是槟华女中的老师黄应渭先生、吉辇中学的老师陈剑虹先生、钟灵独中校长范高贵先生,还有一些文友也帮忙推销。

可惜,犀牛出版社仅维持7年,就“寿终正寝”。由于社员们为了前途,分道扬镳,各散东西,联络不易,独木难支大厦,只好宣布结束。正如梅淑贞在《犀牛散文选》序文中所说:“7年前当犀牛出版社在槟城成立时,共有18人,7年后的今天,社员的人数只用一只手掌加一根拇指就可算完。也许一开始我们就选错了名字。因为犀牛在世界上已是一种稀有的动物,在人类的大量捕杀下,有面临绝种的厄运。世界上还有一种最罕有的犀牛,学名Rhinocerous Sondaicus,产于爪哇,总共才剩下44头。此犀牛不同彼犀牛,运程却大致相同。社员人数日渐减少,而7年来的产量不外是4本“犀牛丛书”(包括《犀牛散文选》共5本),外加5本“大马文丛”(借用犀牛出版社出版)。”

虽然“犀牛”已结束了,不过偶尔有社支告假回槟,或者新年期间回家过年,我们都会相约在南园叙旧。

5月25日有成回槟,约几位文友,温祥英、冰谷、苏清强、沙河和我,在康乐轩叙旧,他嘱我写一些犀牛出版社的往事,年纪大了,记忆不好,如有记错,请诸位社友多多海量。

麦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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