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公道与正义
废死无关宽恕

废除死刑与反对废除死刑,不止是立场和意见分歧,也因缺乏深入对话的平台和机会,存在许多误解。

废除死刑与反对废除死刑,不止是立场和意见分歧,也因缺乏深入对话的平台和机会,存在许多误解。

其实,反对死刑及废除死刑者,从来没有要求被害人宽恕,而是从人道和法律层面,避免错误的杀戮,用真正尊重生命的方式,实践真正的公道与正义。

死刑不是必然,却是政治选择,甚至成为政治工具,而“宽恕论”也从来不是反对死刑的理由。死刑存废两方,需要的不是隔岸激辩或互相叫嚣,而是深入对话,互相了解的平台和机会。

在死刑争议的巅峰,“宽恕”变成了一个脏字眼,触碰不得的禁忌,即使是受害家属,也得符合社会大多数人的期许,“宽恕”是不被允许的,既违背社会所认同的公义,更对不起受害者。

社会只容许人们说“如果我是被害家属,我一定要血债血偿”,但不能容许“如果我是被害家属,我愿意宽恕”的说词。

宽恕论,也是废除死刑联盟或其他反对死刑者不断被误会的论调——要求被害人家属宽恕、原谅死刑犯。

事实上,主张废除死刑者并不曾以“宽恕论”为由反对死刑,也很少甚至几乎没有看到发对死刑者要被害人家属宽恕、原谅,更多时候是被害人家属选择宽恕,只要忏悔和惩罚,没要对方死。

死刑是历史最悠久的刑罚。

死刑是历史最悠久的刑罚。

追求合理刑事政策

倘若认真聆听,就会知道废死联盟及反对死刑者所强调的论点和立场是——惩罚是必要,但不是用杀戮的方式,废除死刑是为了追求一个更合理的刑事政策。由始至终,没人提及或要求被害人家属“原谅”,但凡面对触动被害神经的犯罪事件,社会群众会下意识启动“选择性聆听”、“选择性相信”等先入为主的主观思考模式,强烈的谴责和义正词严的批判,不过是启动潜意识里根植的选择性思考和聆听模式——“以为”反对死刑者要求家属宽恕死刑犯,于是“认为”废死人士不应主张宽恕论。

法律有其责任和必须维护的社会契约,被害人家属也有宽恕与原谅的选择权,社会的情绪反应,却常常掩盖了当事人的权利,甚至对司法施压,以符合自己的要求和想法。

死刑存废的争议,不止是意见分歧,也存在许多的误解,立场不同的双方,也没有足够的平台和机会,深入对谈。关于死刑的争议势必持续,倘若双方始终没有交集,不能心平气和地理性和深入对话,就没有达成共识的可能。诚如台湾作家平路所说——把死刑存废上纲到绝对的道德,衍生绝对的对立,其结果是制造更大的分歧,让社会更添戾气。

初期教会反对死刑,可能与基督徒被屠杀、被欺压有关。罗马天主教从圣托马斯·阿奎纳的《神学大全》开始,正式肯定死刑,教廷称之为“合法杀戮”。

初期教会反对死刑,可能与基督徒被屠杀、被欺压有关。罗马天主教从圣托马斯·阿奎纳的《神学大全》开始,正式肯定死刑,教廷称之为“合法杀戮”。

让人肃然起敬的坚定勇者

政治和媒体,是左右死刑存废的两大要角——死刑不是必然,而是政治选择,在某些时候更是政治工具;本应中立和理性的媒体,对死刑存废的观点,影响社会的立场和选择。

亚洲反死刑网络执行理事饶兆颖指出,反对死刑的路不易,面对的阻难和考验包括国家或法律主权、压到性的民意,也有争议死刑是政府转移视线或弱势政府强化政权的工具,因为种种的政治议程,所以一些政府更倾向于保留死刑。

以台湾为例。今年5月29日,台湾8岁女童遭29岁无业男子龚重安随机割喉,抢救无效,震惊社会,再次掀起死刑存废的争议,甚至冲击2016年的总统大选选情。面对群情汹涌,主张废除死刑的民进党总统蔡英文含糊以对,不敢坚持原有的立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则义正词严反对死刑,支持率跃升上破五成,压到对手。

龚重安、陈进兴与郑捷案件,都曾掀起死刑存废的争议。

龚重安、陈进兴与郑捷案件,都曾掀起死刑存废的争议。

媒体报道激发公愤

在割喉案之前,有杀人魔陈进兴、捷运随机杀人犯郑捷,草菅人命却不以为然毫无悔意的表现,加上台湾媒体一贯铺天盖地的报道,激发更大的公愤,连带将情绪发泄到主张废除死刑的团体或个人,不但强力挞伐,甚至有人匿名像废死联盟支持者发出仇恨及死亡恐吓讯息,激愤情绪犹如古代社会的猎巫。

在这样的“风头火势”时刻,满足绝大部分人对正义的需求,让渴望争议的社会有个出口,就能赢得赞誉和支持,反之则是拿自己的政治生涯当赌注,换来如厮杀般的批评和诅咒。

面对压力坚定立场

没多少政治人物有义无反顾的勇气,更不愿意冒险成为“人民公敌”。台湾前法务部长王清峰是其中一个极少数,因坚拒执行死刑而下台。

然而,深深震撼饶兆颖的是——在一片挞伐声中,女童割喉案里那位悲愤伤恸的受害人母亲,却没有改变其“反对死刑”的立场,令社会错愕,继而质疑身为母亲的她,批评她根本不爱女儿。反而台湾政府平息民愤的方式,是对6名死囚执行枪决!

“所以,那些勇于面对压力仍坚定推动废除死刑运动者,那些在承受巨大悲恸依然坚持反对死刑立场的受害家属,勇于反抗体制为一个人争取公平审讯的律师,敢于向死刑说不的法官、不惜成为人民公敌的政治人物,以及一路默默支持、教导年轻一代‘尊重生命、珍惜生命’价值观的教育工作者——都是让人肃然起敬的坚定勇者。”

亚洲反死刑网络执行理事饶兆颖。

亚洲反死刑网络执行理事饶兆颖。

改变体制并非易事

反抗及至改变体制并非易事,饶兆颖相信反抗者必然经过很大的内心挣扎、争辩、经历和转折,才终于鼓足勇气,下定决心,即使面对巨大压力仍坚持不变。反而掌握决策权和力量的政府,却总是顾虑本身的政治利益而含糊不清、面对国际和国内压力而显得“左右为难”,并以“不能忤逆民意”为挡箭牌。

对此,反对死刑者不止一次反驳政府“自相矛盾”——一方面冠冕堂皇尊重及捍卫人权,一方面却采用死刑作为终极惩罚;实施死刑没有征询民意,但废除死刑,怎么却要征询民意了?

对于政府的模棱两可,反对死刑者直言”死刑本身不应成为政府解决重大犯罪问题的万灵丹,它只让政府懈怠了应当提出更有效治安维护政策的责任”,并且提出“以终身监禁代替死刑”的建议。

舆论杀人

研究显示,群众对社会治安的感受,媒体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媒体的废死观点,间接“教育”或“引导”社会群众对死刑的立场。

同样的事件,放在不同的脉络里,会给读者全然不同的感受,进而诱使读者作出南辕北辙的诠释和理解。“哗众取宠”、“非黑即白”的手法,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的手法,在涉及人命的死刑议题上,更是铺天盖地为读者“铺路”,导向主观的结论,几乎没有给予读者喘气和独立思考的空间。

以“新闻自由”和“公众知情权”之名,在政治和社会等各种框架处理死刑议题,往往成为具有误导性、针对性、煽动性的偏颇资讯,真正的焦点常被模糊掉或沦为题外话,独缺中立和理性,比如“部长的宽容Vs.家属的眼泪”的标题和突出单方面情绪的版面。

媒体专业守则

资讯无疆界的网络时代,没有守门人的资讯共享世界更是一片滥觞,随性发表仇恨言论,不负言责,而平面媒体则直接引述和炒作,继续扩大散播。越来越少思考和查证,最常见的是未审先判,采用“重大犯罪框架”,推波助澜,任意渲染、捕风捉影、加重犯罪情节,为罪犯塑造形象,让社会先入为主“死刑是为罪大恶极者所设”,成为不折不扣的“舆论杀人”。

中立、理性,是挂在嘴边的媒体两大守则,实际上媒体也是主观的,那是人性,而在人性的竞争下,媒体的专业和守则,无限期地囚禁。

【结语】

世界没有公平,法律也没有全然的正义,人类的世界一直是互相杀戮,以各种名目——没有必要否定,这是赤裸裸的现实。

杀与不杀之间,被害与加害之间,从来没有找到平衡。人类是情绪的生物,始终在杀戮与宽恕之间拉锯,能不能实现“21世纪没有死刑的一席之地”愿景,恐怕问神也没有答案。

文明社会,面对涉及人命伤亡的犯罪行为,尤其凶残冷血的犯案手法,社会的反应和情绪,往往比被害人家属更大、更激动、更愤怒。法律代言人并没有被赋予绝对的审判和执行权,而是听命于社会大多数人,满足大多数的期许。

没有人问过被害者家属的想法,没有实际的抚慰和协助,更加不想关心加害人家属的心情,反而以正义之名施予二度伤害,鄙视、嘲讽、谩骂……一人犯罪,全家受罪,“罪不及家人”的理性都被抛诸脑后,连说话的权利也没有。

正义形成煽动压迫

群情激愤,看似为受害人打抱不平、伸张正义,其实也没有认真关心或试着了解受害家属的真正心思,更多时候以“正义”之名的舆论,对受害家属形成了煽动和压迫,说不出内心的纠结,甚至剥夺了家属选择宽恕的权利。甚具人望的台湾清华大学荣誉讲座教授李家同,既是亲身经历锥心之痛的受害家属,却也因发表“宽恕”而成为社会批判挞伐的对象。

赛比阿拉特维的娓娓叙述,陈钦贤与死刑的相遇,是一记良心警钟,试图敲醒人们反省骨子里的杀戮血性;吴佳臻的扪心自问,受害家属的肺腑之言,是循循善诱的当头棒喝,试图唤醒社会的恻隐之心,将心比心,放下杀戮的执念,回归正义的轨道,实现真正的公正、公道。

报道:陈绛雪  图片:本报资料室/互联网

报道:陈绛雪 图片:本报资料室/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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