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戮的艰难第3篇:法律漏洞让人含冤枉死? 废除死刑的理由

Stop Death Penalty Sign Painted, Open Hand Raised.

法官,或许是除了上帝之外,另一个被赋予生杀大权的人。在有死刑的国家,法官等同于“审死官”。

然而,人无完人,法律也有漏洞,犯罪证据更能造假或转移,鉴证程序和系统、司法制度的种种不确定因素,都让一桩罪案存在错判的可能,让法律蒙上污点,让一个人含冤枉死。

生命只有一次,一旦执行死刑后如果另现转折或真凶另有其人,已再无挽回的机会。这也是“废除死刑”诉求最有力的理由。

台南地方法院法官陈钦贤,年届50岁,法官资历长达21年,目前全台比他资深的法官不到三分之一,最初6年先后担任民事庭及少年法院法官,往后的15年则在刑事庭服务,擅长处理传统刑事犯罪。

“21年前,我是一个完全认同应报主义,有着原始正义的法官,对于杀人偿命这个从小被教育的观点,从无怀疑。”

一场座谈会上,一位女大学生的提问,动摇了这份“信念”。

陈钦贤也是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的小组辅导员。在一场综合座谈里,现场嘉宾只有他是法官,一位女大学生指名提问“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判处死刑的被告是被冤枉的,而他已经被执行死刑了,你会怎么办?”

震撼的疑问

女学生的问题,犹如在他心上投下一颗巨石,让他既震撼又愕然。他望着那位一脸认真的女学生,望了好久,却发现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也不知道要怎么回答。

“最后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到时候会怎么办,我想我会辞职,放逐我自己……”

女生的假设性问题,让陈钦贤心底开始冒出疑惑的苗。

后来,一位同侪法官因为承办一宗死刑案而遭受巨大的舆论压力,检察院也追究不放。陈钦贤开解对方“希望有一天我能了解你的感受”,对方却摇头回应一句“不要,这才苦了。”——内心又一次震撼。

“我知道那位法官这辈子会不断地问自己‘是不是判错了’?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清楚意识到不可能完全避免误判的风险,我不知道自己的判断是不是错误,但这个疑问会一直纠结着我们,一直到我们进入棺材。”

接着,轰动整个台湾社会的刑事大案“苏建和案”,反复不定的判决招致舆论抨击,一群资深法官召开记者会,坚称自己“不可能误判死刑”,最后被告无罪释放,这场记者会成为司法界的“闹剧”。

一桩桩,一件件,动摇了长期以来深信不疑的“死刑信仰”。

可怕的体制

陈钦贤经手的众多刑事案里,有一对父子在中国被控“为强盗财物杀死5人”刑事案,陈钦贤判其无罪,但上诉庭最终判决死刑。尽管多时,被告也已被枪决,却对陈钦贤造成极大冲击。

“过程中我一直想,倘若那样的证据也能被判死刑,那这个体制就太可怕了,我这法官的工作风险太高了……行刑的那一晚,我在心中对被告默祷,希望这案子真的是你们做的,因为只有这样,我才有办法在我所属的体制继续工作。”

【“有可能”判错的刑事案】

21年的法官生涯,10几年的刑事审判,陈钦贤认为自己参与过5件“有可能”判错死刑的刑事案。

——从未有犯罪记录的中年男子,因为口角而杀死餐厅老板,重伤老板娘。

——一对父子被指控在中国为了强盗财物,杀死5个人。

——愤怒青年当街砍死无辜大学生。

——黑道老大为了帮助朋友出气,在酒店的地下室出口丢汽油弹,烧死26个人。

——一个放弃自己、精神状况非常差的年轻人,在电动游娱场所残忍杀害小学4年级的学童。

除了汽油弹的严重罪案,3名负责审讯的法官一致同意判处死刑,其余4案被告皆判予无期徒刑或无罪释放,原因在于法官认为被告良心未泯、证据说服力不够、被告精神状况欠佳。

社会舆论倾向同情被害人而对法官的判决批评谩骂一向被视为“正常反应”,因为历史教育从小灌输“杀人偿命”的观念,华人社会缺乏尊重生命的观念,所以要在华人社会推动废死,其步履艰辛是必然的结果。

但是,司法界也一面倒地质疑和批评,却让陈钦贤感觉意外,并且开始审视台湾社会和死刑问题。

压力与纠结

“我主观地认为,台湾法官会有这样的情况,一是可能没有深刻地思考死刑这个制度,另外就是接受极少数的死刑制度的牺牲者。这也是台湾目前的情况,反对或极力避免死刑判决的刑事庭法官,无法避免必须面对社会和同侪的压力,而可惜的是,我们没有多少法官,拥有抵抗这种压力的勇气,或者根本打从心里赞成死刑。”

陈钦贤早前出席首次在吉隆坡举办的“第一届亚洲反对死刑大会”时,以“我和死刑的相遇”为题,分享本身从赞成死刑到反对死刑的转折过程,以及身为一名掌握裁决权的“审死官”,所承受的压力与纠结。

“制造另一个不公道”风险

陈钦贤不止一次被问,包括自己的太太:“为什么你们对实证明确的大坏蛋也要反对死刑?”

面对不以为然和根深蒂固的大多数,他只能在心里回答:“如果我也同意‘实证明确’而判处死刑,就有可能把实证不太明确的案子,错判成实证明确的案子,那就不可能排除冤狱造成的死亡。”

他坦承自己反对死刑是“出于一己之私”,因为“太清楚台湾的司法体制,误判的可能性有多高,风险有多高”,而攸关人命的误判刑法一旦执行后,再也无法挽回。

“我们有什么理由和正当的原因,可以因为错误而剥夺别人的性命?”

多方面探索

感触和感叹的是,近年台湾司法界在讨论死刑的问题时,也陷入“这个案子真的不是他/他们做的吗?”的固定思考模式,很少从另一个角度探索“案子这样判,真的一定不会冤枉人吗?”

当“年轻退伍军人江国庆奸杀女童”的冤案震撼整个台湾社会,也成为司法界难以抹去的污点,陈钦贤一度以为社会会反省死刑制度的“恐怖”,但事实却是截然相反。

“这个社会(台湾)对于本身认定‘实证明确’(证据确凿)的凶残案件,仍然是一片杀伐之声。大部分台湾人相信,只有维持死刑才能保护一般人民的安全。

“出于对犯罪的恐惧,人们赞成死刑或不反对死刑,大家都不相信误判的冤狱,有可能降临在他们的亲人或朋友身上,大部分台湾人都相信自己不会那么倒霉……”

一旦发生重大的犯罪事件,社会总是反应激烈,嚷着要给死者一个公道,给社会一个公道,就连掌握“生杀大权”的法官也束缚在同样的框架里,忘了自己在强调“还给社会公道”的同时,其实冒着“制造另一个不公道”的风险。

【付出更多关怀】

随着社会犯罪行为年轻化,而且手法凶残让人既心寒又恐惧,反对死刑的声音比起社会舆论的激愤更是相对薄弱。陈钦贤也坦言“每一项刑事判决都有应报色彩”,他本身也觉得理所当然。

“但死刑是全能的应报,在我看来是原始和残忍的,所以我总是希望刑事被告在执行司法的过程中,能有机会与社会达成和解,互相接纳。”

他认为,政府及社会应对犯罪者多一些努力,对被害人多一些补充,以死刑作为“报复式的惩罚”并不能减少罪案或解决问题,一般人若想获得安全,不在于死刑惩处,而是对“不一样的人”付出更多的关怀。

“我希望有勇气”

今天,台湾依然有超过80%的人赞成死刑,资深的陈钦贤却失去了“审死”的勇气。

他说,人类社会会产生极端的凶残行为,自己也怀疑“那些人”精神有问题。但身为一名法官,他的理解却告诉他,不应该判一个神经病死刑。

每当发生刑事案件时,他首先想要知道的是犯罪地点,以确定会不会申到有关案子。

“因为我不知道在所有人都很愤怒的案子上,自己有没有足够的勇气判下死刑……”

停顿了一会,缓缓续道:“我希望我有。”

常默祷两件事

他引述一位前辈对他说的一句话:“我觉得那种非常明确反对死刑的法官,真的很幸福;像我们这种心底认同报应思想,又有一点反对死刑的法官,真的太辛苦。”

这位比他更资深的法官,认为自己曾经误判死刑,而有关案子的被告已被执行枪决。这位法官向上天默祷“在有生之年,要用尽全部力气做好法官的工作,但是从此不再办理刑事案件”。

最近几年,陈钦贤常常默祷两件事——第一,案子不要分给我;第二,案子如果分给我,我有足够的勇气……判处死刑。

报道:陈绛雪、图片:本报资料室/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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