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戮的艰难(第2篇): 贩毒罪冤案多 司法误杀几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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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讨及暂停执行贩运毒品案死刑是“第一届亚洲反对死刑大会”的主要议题,在我国更是极具争议性的课题,废存双方皆有强烈意见,各自坚持。左起为大马律师公会主席史蒂文、亚洲反死刑网络董事拉斐尔、我国首相署部长拿督刘胜权、大马人权委员会主席丹斯里哈斯米阿甘、欧洲驻马大使兼代表团团长鲁克范登堡、澳洲驻马最高专员署副最高专员安其拉、挪威驻马大使馆一等秘书康斯坦丁、亚洲反死刑网络执行理事饶兆颖及澳洲律师朱利亚安。

毒品案是废除死刑的最大难题,也是最容易触动社会神经线的议题,比起杀人放火,毒品“间接杀人”却祸害天下,不止扼杀吸毒者的生命,更摧毁无数的家庭,甚至足以危害整个社会及国家。也因此人们对之深恶痛绝,严刑峻法非一般的重手。

然而,毒品案也是最容易栽赃嫁祸、涉及最多冤案的“严重罪行”,只要人赃并获,法律就“先入为主”,侦查过程重点不在“排除嫌疑”,而是“证实罪行”,结果就是法官误判、司法误杀的几率偏高。

根据国际减害组织(Harm Reduction International)执行董事兼英国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人权中心客座研究员李恪莱恩斯博士(Dr Rick Lines)所掌握的资料,全球共有33个国家和地区保留死刑作为贩运毒品的惩罚方式,每年大约100人因贩运毒品而被判死刑及处死。

他进一步指出,全球因毒品贩运罪而判处死刑的国家,以中国、伊朗、越南、沙地阿拉伯、马来西亚及新加坡为最,执行率较低的则包括泰国、印尼、科威特、巴基斯坦、埃及、也门及台湾,至于阿曼、卡塔尔、印度、孟加拉、阿联酋、斯里兰卡、巴林、美国、加沙地带(占领区)、韩国、缅甸、寮国、汶莱及古巴,象征性保留死刑。

“这是一国政府的政策性选择,并非来自全民的同意。在亚洲、中东及北非区域的49个国家里,有13个国家对贩运毒品罪施以强制死刑(mandatory death penalty),亦即唯一的刑罚。”

司法污点无法挽回

虽然《国际人权法》(International Humunitarian Law)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并没有限制签署国必须废除死刑,但《国际毒品控制法》(International Drug Control Law)阐明,死刑只限“严重罪行”,而现实情况却是,现有保留死刑的国家,许多“罪不至死”的罪犯也被施予这项终极刑罚,因为毒品而被误判、错杀的死囚也不在少数,成为司法污点,无法挽回的错。

法国共同反死刑协会(Ensemble contre la peing de mort,简称ECPM)、亚洲反死刑网络(Anti Death Penalty Asia Networl,简称ADPAN)、大马人权委员会(SUHAKAM)及大马律师公会早前在吉隆坡联办“第一届亚洲区域反对死刑大会”,三百多名来自世界多国的法官、律师、学者及反对死刑人士,进一步探讨反对死刑运动的最新进展和挑战,包括马来西亚、台湾、澳洲、印尼、孟加拉、挪威、法国、新加坡、巴基斯坦以及蒙古等等。这项大会也获欧盟驻大马代表及澳洲外交部支持。

为期两天的研讨会,除了反对死刑运动的最新发展以及司法制度所存在的弊端和漏洞,“贩运毒品者死”是其中一项备受关注的议题。

严惩不代表“罪该万死”

对于贩运毒品强制死刑罪,马来西亚的原则和立场,比起新加坡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大马人权委员会、律师公会多及反对死刑人士,多年来重复呼吁政府检讨及修改现有的滥用毒品法令和死刑惩罚,暂停执行死刑及至废除死刑。

律师公会及人权委员会一再强调,死刑并非唯一的惩处方式,而是国家政府的选择,许多涉及贩运毒品的死囚其实“罪不至死”,却在这项违反人权的酷刑下被强制剥夺生命。

在本次大会上,首相署部长拿督刘胜权表示认同“应检讨我国对毒品罪行判处强制死刑的刑罚”,并举例大马政府之前也曾向新加坡为运毒罪成的死囚杨伟光求情。但他也认为死刑虽然没有起到明显的阻吓与威慑作用,但仍有其存在的必要,不过应该只用来对付犯下最严重罪行,且在毫无疑问下被控罪成的罪犯。

他也在会上允诺“愿意协助亚洲死刑大会成果手炉的报告和建议,带到政府内讨论”。

残酷违背基础人权

人权委员会则重申,政府应考虑暂缓执行死刑或改以终身监禁替代,尤其是已被判死刑超过5年,但仍未执行死刑的死囚。

从2011年起,该会就不断呼吁政府废除死刑,因为这是一项“残酷、违背基础人权的刑罚”。虽然个别部长可能赞同检讨强制性死刑,但最终决定仍在内阁的集体会议,因此民众应重新了解“死刑无法消除或减少犯罪,反而成为错杀人命的酷刑”,携手推动反对死刑运动。

律师公会也呼吁政府考虑是否废除死刑,并且立即暂缓执行所有死刑刑罚。该会强调,对于死刑存废问题,政府始终没有明确立场,在2009年曾提及要检讨强制性死刑,但至今没有下文,而且情况反像倒退回2009年之前。

该会形容,死刑是野蛮的刑罚,而律师公会一直以来坚持“没有实证或数据,证明死刑能有效阻吓犯罪”,实施死刑的国家,罪案率也无明显下降。

该会强调,争取废除死刑的运动,绝无意阻碍犯罪者面对制裁,犯下严重罪行者更应该严惩,但不代表他们“罪该万死”。

此外,我国政府也没有公布死刑的确实数据,该会最后掌握的数据是2013年时,政府简略公布的“国内有九百多名死刑犯”。

该会大略估计其中约半数是涉毒品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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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系副教授陈永昌。

正义的风险

新加坡执法之严,刑法之峻,难以动摇的雷厉作风,一向为外界所知,不止对贪污的容忍度是零,在处理刑事罪案亦如此,尤其贩运毒品者,不论间接或直接,唯有死路一条。

新加坡贩运毒品罪犯的生死门,是在1975年之后全面关闭。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系副教授陈永昌简略说明,截至1975年,贩运毒品罪成的最高刑罚,是监禁或罚款或两者兼施以及鞭刑,但在1975年之后加强至“贩运海洛英及吗啡者死”、1989年起“贩运鸦片、大麻、大麻脂及可卡因者强制死刑”,1989年之后再将冰毒纳入范畴。

错漏不公构成误杀

尽管新加坡的司法制度之严谨举世闻名,但也因此招致违反人权及过度严厉的批评,司法界也以“正义的风险”形容严刑峻法所包含的错判及误杀风险,尤其从“人赃并获”到侦查罪证及至“证据确凿”和“俯首认罪”的过程,扫毒执法人员所采用的手法和侦查程序,甚至被告如何被引导或误导认罪,任何一环的错漏和不公正,都足以构成错判及误杀。

法律的杀戮风险在于,将复杂简单化成一套社会共同遵循的制度和系统,缺少了伸缩性的空间。同样是杀人罪行,但却不是每一个杀人者都是罪该万死,有者自动投案,有者有悔过之心,但在一板一眼的法律之下,却抹杀了这些“罪不至死”

的人改过自新、重获新生的机会,更甚者,侦查和审讯过程根本不可能100%保证“绝无错漏”、“完美无误”,一旦执行死刑,被剥夺的生命再也无法复活。

杨伟光案:反对死刑运动大突破

引起国际关注的“杨伟光案”,成为新加坡史上第一位在贩运贩毒罪名下被判死刑,并在总统特赦无效之后,临行刑前成功逃过死劫的死囚,这桩备受瞩目的案例,被视为法律界和反对死刑运动的一大突破。

这样的结果,关键在于2013年1月1日生效的新加坡的滥用毒品(修正)法令。

据了解,毒品问题日趋严重的1970年代至1990年代初,马新两国政府除了不约而同加强滥用毒品法令的刑罚,也通过“强制死刑”的严刑峻法,剥夺了法官的自由裁定权,也就是说,法官只能按照法律条文判决,无法酌情审判,以监禁或罚款或鞭刑替代死刑。

在滥用毒品(修改)法令生效之前,举凡“证据确凿”的贩毒案,法律上几乎没有转圜余地,强制死刑的目的就在于,要以严刑峻法遏制贩毒活动,同时避免侦查及审判过程有徇私的问题,包括掌握审判权的法官。

在这样的情况下,向统治者“要求宽恕”(Appeal for Clemency)成了死囚的最后希望。

马新两国立场一致

随着修改法令生效,在贩毒罪名下被控的嫌犯不再是“死路一条”,只要能提出证明自己只是扮演运毒跑腿(速递员)的角色,没有直接参与贩毒活动,包括制作、包装、销售及分发毒品,并且获得总检察长颁发的实质合作证明书(证明协助肃毒局),就可免除死刑,改以终身监禁和至少15下鞭刑。

尽管新国法律对贩卖毒品依然没有宽容余地,虽然废除死刑的路依然迢迢,但修正法令和杨伟光案却被视为一大突破。

针对法官的自由裁定权(Discretion),马新两国法律人士也立场一致,呼吁政府将自有裁定权“还”给法官。

我国政府曾在2009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进行普遍定期审查时,流露出有意撤出强制死刑,交由法官行使裁量权酌情案,如判刑终身监禁的意愿,稍后在2010年,当时负责掌管司法的首相署部长拿督斯里纳兹里也建议修订危险毒品法令,废除强制死刑。

唯之后却不了了之。

 

报道: 陈绛雪/ 图片: 本报资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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