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国家问题和社会现象
大马新群体运动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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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社会当中的马来中产阶级与城市群体突显,公民团体及运动在公共议题的活跃也促进社会的保育意识。

本地社会运动有两显著趋向:第一趋向于公民性诉求,跨越种族范畴的议题,诸如社区历史与环境的保护意识、人权、公正选举与透明化制度等。

第二趋向于国际化,来自社会组织的诉求运动都会透过网际网络向海外发布,寻求他国政府如美国及其他公民组织的支持和连署。

这些“趋向”说明我国社会与世界公民社会的连结日益明显化,在种族主义笼罩之下的社会渐现公民氛围。

社会运动是人民表达心声和反映问题的管道,提醒政府改进体制与关注国家问题和社会现象。

政府近年不断地开发自然和旧社区以发展经济和基础建设,社区居民被激起保存集体记忆及生活环境,自主发起保育运动。

笔者列举几个,即包括近年富有历史价值的吉隆坡苏丹街宣布被拆后,由关怀人文的群体发起的“茨厂街社区艺术计划”。

2007年左右,殖民时期就有的双溪毛糯麻风病院因同样面对被拆命运,志愿者展开保卫社区古迹运动,病患权益也开始受到关注。

更早些时候,柔佛州蒲来河的世界最大海草床受污染危机的“救救海马计划”,以及彭亨州2012年“莱纳斯稀土案”都对社会兴起环保意识大有贡献。

这些运动由抗争形式到后来有规划的进行公共环境的维护、向社区居民与外界推广保育概念、成立行政小组召集与分享社会资源,以及参与讨论各种人文关怀的课题等。

这已经形成体制外的公民教育,正好填补政府所欠缺的人文关怀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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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多项公共领域的改革上增加庞大经费以扩大自身行政体系,例如砸资建立全马“一个马来西亚诊所”。

让社会阶层融入公共领域

我国虽有民主选举的议会,但在威权政府管理下,社会与政府的关系不对等,政府犹如“统治”者,社会群体成了被统治的对象。

其实这种现象其他国家也有之,尤其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的政府都采取集中权威以达到控制社会行为体、维持共同体的稳定。

但因全球化经济的影响对各国被逼改革经济和政治,以融入相互依赖的经济体系内,我国也不例外。

我国实现2020先进国的宏愿乃为融入区域与全球化经济体系,所以实现经济与政治转型是必经之路。

可惜的是,政府声称的改变旧方式,以“人民优先”的一个马来西亚理念重塑社会共同观念,实际上却缺乏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领域服务。

非政府组织缺资金

反之,政府在多项公共领域的改革上增加庞大经费以扩大自身行政体系,例如砸资建立全马“一个马来西亚诊所”和流动诊所,为民众提供免费服务。

其实,非政府组织乃来自社会阶层,累积丰富的社会资本,但缺乏资金运作。

对此,政府可以下放经费,让愿意参与公共服务的组织不但解决资金来源,而且实现服务社会群体愿望。

即使关于各源流学校不足的问题,政府也可鼓励私人界筹办学校,让非政府组织按照城乡不同程度的需求加入公民教育的教学。

当社会普遍对政府缺乏信任感,很容易使公共决策不良于行甚至行政瘫痪,进一步威胁共同体利益,因此,邀请民间社会参与治理,或可增加双方互信程度。

总之,政府将隶属于公共服务产业由社会非政府组织分担,以资金支持各组织的运行,既可减少官僚贪污作弊的机会,增加公共行政的透明性,也提高公民参与决策的机会。

Pedestrians cross a street outside the Pavilion Mall shopping center in downtown Kuala Lumpur, Malaysia, on Sunday, March 17, 2013. Malaysia is scheduled to release inflation data for February on March 20. Photographer: Sanjit Das/Bloomberg

当各族对彼此产生了解和认同,这时便可见从下而上的真正融合族群的公民文化。

公民社会 超越种族的认同

所谓公民社会,即其以居住社区的共同利益为集体认同,是要超越种族的认同。

但不可否认,目前我国社会其实还存有传统观念和生活习性带有的种族偏见,所以要真正达致平等的公民意识之社会,还得和政府一样改变旧思维。

身为共同体一分子,我们实应自问是否意识到自己的种族包袱?

若从身上拿掉种族主义和种族意识,那我们在这国家剩下的是哪种身分和集体认同?

其实,我们应意识到自己正处在一个重构的利益认同,有城市的,有国家的,也有区域性的。

在政治影响行政之结果下,规定好了各族继承的某些优势,如马来人有权力优势,而华人有经济优势,但印度族群在里边相对弱势。

所以,超越种族的公民主义,是各族愿意放开优势让群体加入。

政府应鼓励社会摆脱族群意识,鼓励社会举办开放性讨论,不禁止宗教间和种族间的理性探讨,不压制言论才能使族群间通过真正内涵的交流而生出融合性的思想。

当各族对彼此产生了解和认同,种族之间自然会尊重对方的语言和文化,这时便可见从下而上的真正融合族群的公民文化。

届时,从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转向充满公民平等意识,社会共识就此产生,政府的转型治理也将可畅行其道。

我国治理的困扰

因政府长期依赖种族化政策和政治与行政合体的方式,来巩固政权的合法性地位,压抑民间社会的自由言论和意志,使种族之间缺乏深入沟通和了解以致产生种族化社会认同。

然而,随着国家经济崛起,城市化促使共同生活在城市内的不同族群,产生跨种族的城市社会认同,并且随著财富的增加,城市市民也对服务素质的要求提高。

政府若不消除这些传统的行政体制,会阻碍国家转型及治理的运行。

“马来人主权”阻挠平等协商

马来人主权来自政治上的种族性结构,是造成社会两分化的因素,而7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固化了这种马来人和非马来人的利益分配结构,若让民间社会分享政府权力,可能对此种族性结构是一大冲击。

目前,政府也是基于其政党在种族政治中的利益,而对政治改革不够彻底。

经济改革已使马来社会内出现分化意识,若加上政治改革,可能带来的社会变化让当局更难以掌控,此为执政政府最大的顾虑。

意识形态介入公共行政体

除了种族结构,政治与行政合体则为第二类固化型态,政党的政治利益主导着公共行政部门带来的后果是行政低效率以及政策不透明化、贪污及腐败,严重影响社会观感。

只要牵扯政治利益在内,政府实现治理的目标就寸步难行。

其实政府现今就已在国家转型与政治利益原则之中陷入两难,而人民对政府渐进式的改革抱持质疑之际,更想快速见效的实现民主社会。

公民社会发展不足,自主性有限

政府和社会在几场大型社会运动中的互动已渐有默契,但未形成常态化,因受内安法令的限制,公民社会政治参与还不完全自由。

而且公民社会运动议题多偏向政治,且受到政党人士操纵议题,其他如外劳、移民、环境保护及女性、孩童等议题相对的就不够受重视,可见非政府组织发挥有限,容易受到政治利用,发挥不了中立的行政功能。

社会在参与公共治理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维持其独立自主的公民性,以确保社会力量的独立,不受政治力量控制,才能与政府平等协商。总之,社会则应保持独立的公民自觉。

期望从种族主义、种族意识、种族文化迈向公民主义、公民意识、公民文化的社会共识。

制定符合发展趋势政策

如前所述,我国社会运动近年来的议题已趋向含有公民意识的诉求。

但在旧统治思维下,我国依然以“种族”政策分化了群体利益及社会认同,也造成漫长的族群融合过程。

而如今在全球治理影响下,迫使国家从新视角去检讨国内与国际公共事务与问题联系,改善旧的管理方式以融入区域内的治理模式。

我国在融入东盟一体化内自身有了转型需求,但同时也面对种族政策造成的治理障碍,虽然,这些政策的原意是为了制止种族矛盾和维持社会稳定。

不过,在城市化后的社会与国际连结度越高,尤其城市社会国际化以及青年人生活型态越国际化的因素,政府确实需制定符合发展公民社会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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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婉玮 中国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博士生、大马经济网研究员

黄婉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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