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刍烟霞:我的少年中国

我的中国符号,在小学四年级之前和之后,有时有一条明显的界线,有时又模糊一片。四年级之前的印象,有些是跟电影或时代歌曲有关。

战后(我这一代人不说二战后)翌年,1946年,我正好六岁,正是入学的年龄;当年杪先父带着我和翠薇姐从丹荖南下槟榔屿,准备送我姐弟俩进入当年正在筹办中的菩提学校。初抵槟岛,我们在缎罗申街四福公司居停一段时日;先父是四福公司4位合伙人之一,其他人我只知道陈文炳先生和他的生意学徒陈火炎先生。

四福应该是槟榔屿早年福建帮商号之中名气较响的其中一家。菩提学校是属於菩提学院所创办的小学校,从开始就获得胡文虎、文豹昆仲所资助,1947年我们入学成为第一批学生时是租赁车水路浮罗池滑(Pulau Tikus)一幢洋房做校舍,我们寄宿生也住在里头,这幢洋房今天仍在,就在美兰购物中心斜对面。第一年姐姐和我同一班,翌年她跳班升上三年级;我念四年级那年(1950年),学校迁入湾岛头(Bagan Jermal)新建的校舍。

孙中山高挂墙头

一个7、8岁的小学生,当然没有能力吸收“中国”这个宏大而又复杂的概念,特别是这个概念当年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政治内容;尽管如此,这个概念的某些文化符号却是无法逃避的。最早的一个符号是“国父”孙中山的头像,这像片就高高挂在我们面前,忘了不知是教室墙上或“礼堂”墙上。少年的我很对这个头像着迷,常常在寻思为什么这张脸会长得这样对称均匀!

“国父”肖像之外,还有国民党党歌;我们须学唱这条党歌,中华民国国歌(有没有国歌?)有没有教唱,为何没有教唱,我们这些幼稚学子大概都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国民党党歌的曲调至今仍能全首哼出来,歌词却忘了七七八八,脑海里只剩下一些零散的句子,譬如开首的“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口口民国,口口大同”。后面还有一些残句:“咨尔多士”、“夙夜匪懈”,7、8岁的小学生能不能理解这些深奥的文言文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多年之后可以从肚子里掏出这些典雅的文词细细咀嚼却不失为一椿美事。

我的中国符号,在小学四年级之前和之后,有时有一条明显的界线,有时又模糊一片。四年级之前的印象,有些是跟电影或时代歌曲有关,譬如《国魂》这部影片,那是在江沙路的中山戏院观看的,只看了上部,由刘琼饰演文天祥,后来听说刘琼如何如何(像战后仍留在香港的一班“进步”文化工作者那样,1950年被港英当局驱逐出境而北上),下部好像是由李清演主角,但那时我已没机会看那不晓得会不会是狗尾续貂的下部了。

也是在那一两年的时间眼上,有一条相当流行的时代歌曲,旋律悠扬,一听就会吟唱,大概是龚秋霞∕陈娟娟∕石慧那班影星歌手唱的,歌名就叫《故乡》:“朵朵白云飞向我的故乡……麦浪……燕子飞过短墙……”,听来与那凄苦甚至悲愤的两首“思乡曲”大异其趣,我们就是在这些文化符号的幽微间隙中感觉到有什么巨变正在发生着。

再下去二、三年,口头上的地域名称,香港是香港,台湾是台湾,中国是大陆,如说高尔基的《我的大学》是大陆出版的,徐訏的《痴心井》是香港出版的,但那已经是我念初中时的事,已超出本文的时间框架了。

被虫蚀掉的海棠叶

描绘中国地图是一件很开心的功课,一边描摹那许多省份的轮廓线,一边记那些省份名,很具挑战性。老师告诉我们,过去被日本占领的东北九省改划成东北三省,后来又告诉我们蒙古地区被分割成外蒙和内蒙,外蒙不再是在中国版图内了。老师说,完整的中国地图好像一片海棠叶子,外蒙被割让了,就像海棠叶被虫蚀掉了一角,不完整不美丽了。

(上,明日续刊)

 

张景云(另署张尘因,著有诗集《言筌集》,散文集《见素小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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