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友何处去系列2:“福利国”难解决问题 助街友重回社会最实际

街友何处去系列2——专访Reach Out Org创办人彼特尼可尔(Peter Nicoll)

彼特尼可尔:大马并非没有援助街友或赤贫政策及机构,只是欠缺执行能力。

彼特尼可尔:大马并非没有援助街友或赤贫政策及机构,只是欠缺执行能力。

吉隆坡市街友问题悬而未决,多少象征马来西亚政府在处理赤贫问题上,仍没有实际及有效的方案,而造成的现象。

我国并非没有负责福利的部门,反之在妇女、家庭和社会发展部下有国家社会福利局(JKM)及国家福利基金(YKN)等多个部门及机构管理国家福利政策,但为何至今还是没办法改善街友现状?

此系列报道,找来了一位不但熟悉我国街友状况,甚至参与制定协助街友方案的Reach Out Org创办人彼特尼可尔(Peter Nicoll),来告诉我们箇中原因。

一般上当大家想到要帮助街友脱离困境时,都会提及政府应提供更多福利予贫穷人士,以助度过难关,但对彼特尼可尔而言,他反对以“福利国”方式解决此题,反之认为这样会制造另一个问题。

“过多的福利辅助只会造成人民更依赖政府,因福利国问题在于需增加国内税收以应付国家福利开销,但很多时候政府给了人民福利后都不见有任何跟进,因此会造成依赖政府援助的现象。”

赤贫者比他国少

他认为,政府援助街友应把“协助街友重回社会工作”定为目标,因此政府应致力为街友寻找适合的工作。

“但街友是一个长期问题,若要长期治理必须从教育及制造就业机会两方面下手,因教育能让人民得到更高学历以获取更好工作;而就业机会的增加自然会解决没收入的问题。”

也因如此,他认为大马不需以“福利国”模式处理街友问题,反之因我国赤贫人士比率比其他国家少,但却有增加的趋势,因此若专注在教育及制造就业机会,应可减缓此现象。

有机构及法律 没实际执行最“致命”

彼特尼可尔,现年55岁,出生于苏格兰,曾在苏格兰及香港担任警察。于2008年起因体恤当时我国街友的情况,自发在吉隆坡街道派发食物予街友,而后随人员增加,促成了今日的Reach Out Org。

他接受《南洋商报》专访时指,大马政府有足够的机构及法律来处理街友问题,但最“致命”的也是许多政府机构通病——实际执行力。

外劳吸毒者不及1%

“从一位外国人的角度来看,这些机构或部门确实有做了很多东西帮助街友或赤贫人士,但同时很多部分没有兼顾到,包括与非政府紧密合作及进一步更新国内街友数据等。”

他指出,去年爆发的“在隆市不能施赠食品予街友”课题,从一些官员的言论看来,他们是依据不正确的资讯而发表言论,以致出现与事实不符的情况。

“就如这些官员早前一直说这些街友是东马人、外劳、吸毒者及背包客为例,这些明显不是实际情况。据我们所知,在吉隆坡市有逾2500位街友,当中外劳及吸毒者比率少于1%。”

他也说,我国政府在处理街友课题时,并没有直接面对街友,反之不断为街友套上各种“帽子”,不断忽视街友的存在。

建议无法获积极回应

“各非政府组织向来都想要与政府机构合作,但我们发现每当提呈一些建议时,都无法得到有关机构积极回应。事实上,官员理应和非政府组织一同走街,以了解街友实况。”

他揭露,2008年,时任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拿督斯里莎丽扎在接触Reach Out Org后,曾一起走街派食物,数天后,她指示社会福利部官员联合Reach Out Org,以尝试收集隆市街友数据。

“两个单位在接下来一个星期内马不停蹄地收集资料,并制作了当时社会福利部有史以来第一份有关街友的数据,但现在该部是否有继续做下去?是否有进一步更新数据?”

彼特尼可尔(中间披围巾者)出发派发食物给街友前,都会向新来的义工讲解需注意事项。

彼特尼可尔(中间披围巾者)出发派发食物给街友前,都会向新来的义工讲解需注意事项。

未实质帮到街友
收容中心非当初设计

彼特尼可尔透露,Reach Out Org在莎丽扎的邀请下,倡议发起街友收容中心Anjung Singgah,但现有的Anjung Singgah并非是他当初所设计般,让他深感遗憾。

“当初Anjung Singgah概念犹如街友一站式中心,中心内有吉隆坡市政厅、移民厅及劳工部官员驻守,以为街友提供服务,而且让私人企业能直接在内招聘合适街友为员工。”

应有政府官员驻守

他指出,现在的Anjung Singgah变成只是街友暂时留宿及获得免费食物的地点,因此他不认为对街友有实质的帮助。

他解释,设计一个一站式中心是考虑到街友无需过分奔波,就能获得应有的协助,如更换身分证及寻找工作等。

他也说,他向吉隆坡市政厅、移民厅及劳工部建议此计划,但相关官员并不同意派员过来,之后其组织也不再参与此计划,因此形成今日的Anjung Singgah。

“Anjung Singgah在各州都有分部,他们如此的做法对街友的助益不大,因没有实际提供复原服务。”

他也认为,若隆市政厅参考现有Anjung Singgah而兴建街友收留所其实是在“浪费时间”,而且也不明白为何以后需限制非政府组织在该收留所派发食物。

没发布就业机会数据

“各组织在派送食物后都会自行清理,因此不存在肮脏问题,而限定在一个地区派送食物,是不是意味着其他地区街友需长途跋涉才能饱腹一顿?这个收留所是否可收留隆市与2500位街友?”

询及国家福利基金总执行长拿督拉菲烈士指Anjung Singgah也有提供街友就业服务时,彼特尼可尔回应说,他肯定该中心有提供街友就业机会,但他没见过他们所发布数据。

“单在去年,我们帮助427街友离开街道并找到工作,而过往记录中有一所5星级酒店透过我们聘请了50位街友做清洁服务,目前这些街友仍在服务中,甚至有一人已升至主管级。”

Reach Out Org组织在吉隆坡多区进行命名为“慷慨行”派发食物工作,当中其中一个站点是街友聚集的吉隆坡汉立桥路(Jalan Hang Lekiu)。

Reach Out Org组织在吉隆坡多区进行命名为“慷慨行”派发食物工作,当中其中一个站点是街友聚集的吉隆坡汉立桥路(Jalan Hang Lekiu)。

重新检视赤贫人士法令?
彼特:救援及复原更重要

联邦直辖区部去年宣布流动厨房不能在隆市施赠食品给街友,引起许多市民评论,也令到街友《1977年赤贫人士法令》(Destitute Persons Act 1977)再次出现在大众眼前。

当时的社运分子及律师认为,这项法令争议地方在于“赤贫人士”(destitute persons)的定义不明、滥权甚至是街友有无止境地被扣留的可能等,因此他们呼吁需重新检视该条法令,以符合现况。

但身为前警员的彼特尼可尔并不这么认为,他指出,有关法令的目的是“救援”和“复原”,而且法令本身也给予街友应有权利,因此认为实际问题出于还是老问题——执行方面。

“我们遇过很多街友被捕后,若检查没毒瘾隔天即放出来,不久后再被捕,这反映他们需一个中心助他们复原重返社会。”

捕街友查毒品无意义

他也分享当警察的经验,他说,逮捕街友其实很容易,而一些警察为表现出他们有工作,往往选择逮捕街友做毒品检查,以让在执法数据上显得“漂亮”。

因此,他建议我国司法制度可学习苏格兰法庭制度,在地庭以下再设地区法院(District Court),以处理如街友、随街便溺及偷劫案等小罪案。

明日预告:街友课题没完没了,社会人士如何看待和帮助?年轻人意识到街友课题需各造协力处理,发挥创新思维及方式加入支援行列。

独家报道:岑建兴 摄影:许鸣祥、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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