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控诉必须审判

当局任何阶层的任何人若滥用职权,可造成各种痛苦,从穿戴滑稽的服饰(纱笼和毛巾)到失去一天收入,甚至失去个人自由。

需要严肃监督

敦阿都拉巴达威政府没有推动2005年首次提出的警察投诉及不当行为独立委员会(IPCMC),我非常失望。大马皇家警察最强烈反对自己被特别监督。

提出IPCMC的主因之一,是当时拘留所死亡率高企,直到去年仍适用。我可随时想起,公众抗议警方强硬执法时,前警察总长丹斯里慕沙哈山傲慢地威胁从路障行动召回“他的人马”。那时,一名摩托车骑士尝试避开路障,遭踢倒受重伤。一如往常,警方高职忘记了他们只是被委任的管理员。

退休后,他似乎认同民意。可能局外观点有了差别。或许所有警官确定任警长前应该拿6个月假期上“民情课程”?

大逮捕是傲慢行动

去年,大肆以煽动罪逮捕人民就像将傲慢付诸行动,大马皇家警察纯粹因法律“允许”而行动。高庭就孩子抚养权下庭令,大马皇家警察决定不理会,因为警察总长说有“管辖权交叉”。

在任何文明社会,警察的角色自然是渗透各方面。大马皇家警察与任何法律和秩序相关事物均有直接关系,此事实是IPCMC必须起作用的原因。

总检察长兼任政府主要法律顾问和主要公诉人。

我对《联邦宪法》145条文的理解(一名退休警长也同意)是,总检察长的决定不能被挑战,总检察长也不必为其决定负责。用实际的术语来说,这意味着他不能因“失职”或“偏颇”等被撤职。他可能是唯一无明确责任制的公共官员。

若是如此,总检察署内的起诉单位不是最容许滥权的吗?除非总检察长像圣人。

故意滥权是失职

2007年,罗斯里达兰在律师楼遭大马反贪污委员会(MACC)官员上手铐,即使他已献议与后者会面。目击者证实,当局表现显然是“侵犯”,目的相信是羞辱罗斯里。

罗斯里当时是拿督南利尤索夫(2700万令吉警察)代表律师,涉及“隐匿南利不当所得资产”。

南利当时是商业罪案调查总监,警察总长第一人选。两人最终均被判无罪。我不知道,被判无罪前后的那些年,罗斯里的事业如何受影响;不过,南利则已让大马皇家警察付出代价。

2013年11月,这两名获平反的绅士起诉总检察长丹斯里阿都干尼、慕沙和反贪会主席丹斯里阿布卡欣个人及他人,指他们滥权和恶意控告。南利和罗斯里各索赔1亿2850万令吉和4700万令吉。

2014年4月,高庭驳回撤销案件申请,要案件开审。司法专员维吉尔说:“公务员行使起诉权有恶意或滥权,仍有绝对免控权,这是今日责任制所深恶痛绝的。”

一年后,拿督阿都哈密为首的上诉庭三司驳回被告的上诉。

上周五,联邦法院也拒绝他们的搁置申请。

我问了律师公会卸任主席梁肇富的意见。他说,公务员在履行职责时有免控权,不过如果他们滥权或恶意行动,则必须受到检控审讯。他也强调,总检察长的决定必须永远是“负责任的决定”,因为任何滥权会清楚超出决定的界限。

显然,即使险被定罪入狱,南利和罗斯里没获胜的感觉。简单说,他们感觉被痛苦地冤枉了。那么,双方必须将之当作一个名誉的课题。

我国必须面对此艰难局面。此控诉必须审判。

附笔:

在大马回教发展局(Jakim)和博德斯(Borders)书店案中,罗斯里代表聂莱娜,后者称前者为非常勇敢的律师。

关于热炒的衣着问题,根据普世价值观,在公共空间强加个人标准是无可辩驳的错误,除非它会以其他方式妨害特定场所的庄严。

联邦和州政府必须就此课题明确立场。是否首次展示回教化倡议?如果是,请解释。如果不是,必须迅速停止“偷偷摸摸”的尝试。

雇员衣着则是相当不同的问题。

拿督李耀明(本报特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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