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应改变思维
让全民治理公共事务

治理,简言之是社会与政府合作共治的模式。
政府和民间社会将从原来的从属或对立地位,调整向平等合作与协商的关系。我国今年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参考国际对全球治理的思考视角,或可从诸多体会中找出适合我国原则的治理途径。
近期国内一连串考验政府执行能力的课题,足以形成引导政府思考执行方式的转变,以重新应对多元又复杂的公共事务。
首当其冲的消费税(GST)课题虽会逐渐被社会民众适应与接受,但不等同于获认同,后果可能是加深社会对政府的反感。除非政府向制度改善内容与执行的透明性以防止商家浑水摸鱼的问题。另一方面,在不断强调我国走中庸与温和路线之际,执政党却连连受国内外回教课题的攻击。

执行力有未逮

国内“回教刑法”争议虽已让巫统感到头疼,但较为严重的还是“回教国”(IS)潜入我国如火如荼的招募活动。

然而除了热议的GST和极端回教课题的威胁,各种跨国丛生的非法移民与外劳、人口贩卖等问题已影响社会生活秩序。

政府在面对安全新危机时表现在不断地增强执法及强化法令方面,如强行内安法令和网路法,非但无法杜绝问题,还因此而激化社会与政府的对立。

虽然政府已竭力在改善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但眼前的“一个马来西亚”转型计划引起不少弊病的指责,而且在平衡财富方面仍有很大漏洞。

笔者认为政府的执行力有限,不易扭转一个种族分化、财富不均早已有之的社会结构。

除此之外,政府还须克服不断复杂化的国家问题,以及应付国际环境对国内政治和社会的影响。

纵观此,国内社会各种问题影响了不仅是政府的信誉和信任度,也造成国家政治与社会秩序新危机,而贬化国家的国际整体形象。

因此,政府应加速思变其执行方式,为公共管理机制创新。

分享行政权威

当前政府为了杜绝“回教国”组织制造的新危机,不断扩大和强化法令范围,反导致公民权利受到限制。

再说加强政府部门和体系,不但加重行政成本的负担且会导致臃肿的行政组织,此已不符现代公共行政的理念。

在政府疲于应付多元的社会问题时,另一边厢的民间社会力量正方兴未艾,一些非政府组织还已发展出跨国网络。

所以,若政府在公共管理上从传统的“管理”(Government)转向“治理”(Governance)的方式,即能开放公民社会参与公共事务决策与执行过程,这也是国家公共服务领域很大的突破。

非政府组织分担公共领域治理,可使政府集中应对国家与边界安全事务。

其实我国的情况并不特殊,因全球化导致各国公共问题产生多元复杂的面貌及国际化,故全球的政府部门都在面对公共行政模式的转型问题。

其中,本文要讲述的治理乃出于西方学者提倡的,在近年备受全球关注。治理,简单言之为社会与政府合作共治的模式。

政府不再是唯一的公共行政主体,而除了非政府组织之外,跨国公司、智库、公民社会等在政府体系外的组织与个人,皆可加入公共行政体制与政府分担决策与执行公共事务;当然,也包括分享行政权威。

政府和民间社会将从原来的从属或对立地位,调整向平等合作与协商的关系。

再转向全球化下的世界,各国政府如将国家治理扩张向国际发展,即能与国际的公司、智库、非政府组织、国际公民社会共组治理机制,平等合作与协商国际公共领域合作。

欧盟区域治理最成功

在地球上共同治理世界乃称为“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概念,全球治理以普世的价值观与共同文化为前提聚合跨领土性的治理力量。

关于全球治理究竟为何种组织结构,全球治理提倡者之一的詹姆斯罗西脑赋予核心意义,是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分享权威与“非统治的管理”。

各国政府之间、政府与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和智库之间等,将各自的专长、知识、资金及力量联合起来投入到有需要的部门,形成多层次的合作结构,而且非一定要以正式的制度安排,可用协商的方式安排。

目前欧盟被视为区域治理的成功案例。而亚洲有没有可能出现共同体,则可从东盟一体化进程观察之。

降低政府公共行政成本

当前国家之间多以形成“命运共同体”,因很少国家可以孤立世外。国内事务随时与国际发生连结性,也就是说国内问题经常会演变成跨国及区域性问题。

今天的现象来自冷战结束后的新经济自由主义主导世界,国家迈向多边性互动的相互依存关系。

各种经济上、科技上、社会和文化上的跨国交易已日趋频密,货币、信息、人员在全球流通,促成我们所谓的全球化经济以及全球公民社会。

自由经济导致的全球化现象改变了人类政治与社会的生活形态。

跨国人员的文化交流、跨国经商、留学为国家内部制造了庞大的新移民社会,移民融入而产生多元、混合的社会文化,使民间社会走向国际化生活,同时也使国家边界渐渐模糊了。

而当逐增的外国投资者和公司不断向本土汇入资金和技术知识外,也产生了文化交流的影响,造成本土适应的问题与矛盾。

少数族群被边缘化

另一方面,多边关系促进区域朝向一体化经济文明的社会,但在融合过程也产生“中心———边界”利益的矛盾、少数族群被边缘化、边界冲突、环境污染、烟霾及气候、自然生态系统问题等新危机。

国家边界模糊化而使到跨国网络的分离运动与恐怖主义、走私、欺诈、贩毒等在区域内的行动更容易,此乃区域一体化而出现覆盖全球的公共问题,并且可以说这些问题与国家多边外交的密度相应成长。

总而言之,全球化经济下产生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的问题,已经超越传统国家单方面的管理知识和技术,随之而提高政府的政治成本。

所以,西方学者提倡全球治理的其中目标,就是为降低政府在公共行政的成本,并且发展普世价值观的全球文化。

这将形成全球公民社会,为世界重建具有普世价值的新秩序、新规则,以确保人类社会的稳定发展。

亚洲西方发展差异大
全球治理未必全适合

但全球治理既然来自西方国家的理念,对于亚洲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未必全然合适。所以,发展中国家之一的中国也尝试以中国的视角发展全球治理理念。

但亚洲和欧美国家发展程度上是有鸿沟的。

西方或欧美国家多为已发达国家,长期占据国际体系的话语权,在其已繁荣、稳定和富足资源的视角下,所提倡的治理模式乃所谓的“非传统的管理”、“非领土的统治”,非政府组织分享政府权威则有意弱化国家主权。

割让主权组共同体

欧盟正以这样的模式发展区域共治。

“欧盟”各国在语言、文化上的差异较小,故较容易达成区域共识,国家愿意割让主权以组成“共同体”。然而,这对中国及许多发展中国家是难以消化和接受的。

亚洲和发展中国家都是20世纪初才成立的新兴国家,基本上还在依靠民族主义维持国家认同;此外,国内社会有多元民族及文化之间产生的矛盾,政府以集中性权威掌控社会的稳定。

在国际上,相对较弱的新兴国家必须以完整的主权确保国家独立性地位。是故,割让主权之说让亚、非、拉之新兴国家政府所犹豫。

既如此,作为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我国,在区域的一体化建设及国家转型蓝图上,又应从什么视角来思考国内与国际的治理关系呢?

我国今年作为轮值主席国,马上承担推动东盟区域治理的责任,参考国际对全球治理的思考视角,或可从诸多体会中找出适合我国原则的治理途径。

大马经济转型中系列184

黄婉玮 (中国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博士生、大马经济网研究员 )

黄婉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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