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顺福和中华独中

吉隆坡中华独中前校长陈顺福最近谈到当年借用中华国民型中学校舍上课所受的百般屈辱,由于鹅唛路新校舍尚未建好,真是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这种辛酸也只有当时百多位师生能体会。

实际上,国民型中学所用校舍是改制前的中华中学董事会、老师和学生每年捐钱之外,又历经约十年时间向社会大众募捐义款建立起来的。当年,中华董事会决定接受改制为国民型中学之外,也决定兼办独立中学,惟校舍按条件则必须交由教育部管理,独中只能暂借课室上课,是寄人篱下,一些国民型中学校长体谅独中的处境,能善待独中师生,惟这名曾在多所华文中学当过教师、主任的国民型中学的校长竟如此恶待本是同根生的独中!

1950年代,隆中华中学要兴建校舍是不能不做的事,原来当时的中华中学初中部是借用小学部刚建好的一幢校舍,高中部则在对面U字型亚答棚上课,中间隔着文良港路,高中学生要上厕所就须越过马路到初中部校舍来“方便”,老师也须越过马路去高中部授课,加上学生人数逐年增加,所以兴建校舍乃是必要的事。

1956年,我在中华念初中二,校长王白山老师兼教我们华文;学校要在年尾办义卖会,每名学生都须推销义卖券。一次正在上华文课时,有几位同学来找王校长,他出去和那几位同学谈了几句话,回到课室对我们说,那几位是高三同学,再多两个月就毕业离校了,学校原本不想妨碍他们准备会考的时间,所以没发义卖券给他们,刚才那几位同学是代表高三同学要求拿义卖券去推销。

那个时候很少人提起“饮水思源”这句话,但中华学生早已用行动表现出来。

脱衣舞娘参与筹款

同一年,红遍马新的脱衣舞娘陈惠珍请缨为中华筹募建校基金,董事会接受了,消息经报章报道后引起很大争论,有人直言教育机关不应接受“肮脏钱”,同学们也议论纷纷,王校长后来在班上(有没有在周会上讲则忘了)讲起时说,凡通过正当的,合法的途径赚来的钱都是干净的,把这些钱捐给学校也是圣洁的。他又以三轮车夫、小贩、舞女为南洋大学筹款受到接纳与赞扬为例说,被视为越是低层阶级的义款越是可贵,我非常服膺这理论。

前面提到的国民型中学校长在1955年担任中华教务主任,知道学校筹款的种种艰辛,也知道国民型中学所用校舍是鸠占鹊巢,想不到他一换了老板就连脑袋也换了!

陈校长从学生时代到做了校长都在捐款筹款环境中磨练,于是他也成了筹款高手,学校有时须用点小钱,比如办活动或派学生参加比赛,他又不想动用学校基金,就打电话给那些事业有成的同学、校友,别说几百块钱,一两千块钱也是电话一去,钱就来了;据说和他同一年毕业的思士街某著名肉干行老板娘就是他的“提款机”之一,到这时候的陈校长,与当初须安邦南天宫捐款发薪的景况已大不相同,也可说苦尽甘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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