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下的政治思考

回顾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大陆历史,曾有五四学运再有六四惨剧,岁月流长掩盖不了过去动荡日子留下的烙印。

表面安稳的盛世景观底下,极为忌惮躁动力量的反扑,关键在于物质生活虽已改进,但专制国度亦已蜕变为极权统治,今人不见得比古人更有尊严地活着。极权政治的严重遗祸,对人性的彻底伤害,有时可以从反对极权者的身上清楚展现。

《萤火虫的反抗》是余杰的第40本书,他在两岸三地也颇有名气。然而,这次“衣鱼三人谈”读书会的主持人振雄,一开场就坦言这本书实在不忍卒读,一反书商本色。黄麒达和张康文也认为虽然这是一本立场鲜明的书,但因作者思考不深,从而导致书中充斥了大量缺乏论证的立论。或许,作者余杰根本不屑于回头证明自身立场的合理性,清晰地表现出反对中共极权的形象,更有可能达致他心中预设的目标。

无可否认,作者对于反抗极权的信念之坚定和情感之澎湃,在这时代依然让人动容。

曼德拉和刘晓波,谁比较伟大?

余杰在书中的奇怪点评,并不难发现。例如他极为推崇刘晓波的实践,在他的笔下,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形象,几乎就是完人的代表。

对此,余杰还将刘晓波与已故的曼德拉相提并论,甚至还认定曼德拉明显比不上刘晓波。

没必要进行比较

这两位来自不同世代、不同地区,为了崇高理念而付出自由被剥夺代价的伟大人物,究竟具不具备可比性,有没有必要进行比较,是很值得怀疑的。余杰的这番比较的理不理智,是在抬高了刘晓波的名望,还是招徕笑话,也值得商讨。

余杰认定曼德拉不如刘晓波的理由,纯粹因为在坚持非暴力的理念上,不如刘晓波来得彻底,因此就被说成逊色。这是典型抽空当事人所处背景而确立起来的空话,没有实际的意义。

其实,读者不难意识到,余杰非得要贬低曼德拉地位的意图,很有可能仅仅是不满意国际社会对刘晓波的关注度不足,反而聚焦在曼德拉的身上。此一现象固然存在,但错不在曼德拉身上,余杰没有去探讨造成这种情况的复杂原因,反而无端苛求曼德拉的所作所为,已不算是尽责的知识分子的作为。

懒惰的异议者

虽然余杰在批评中共政权时不遗余力,也一再全书各篇强调“非暴力原则”、“民主”和“自由”等价值,然而余杰却没有进一步思考如何推进民主进程或者推翻极权政体。

作者论断过度乐观

作者似乎假设了只要中共倒台,就会迎来光明,并且坚信中共有朝一日会倒台。然而,作为读者,我们却无从推断何以作者会有这样乐观的论断,更难说被说服。极权政体的残酷我们时有听闻,草菅人命的政府倒台也是所有人所乐见的,但问题在于,面对强权,反抗者可以做些什么?答案恐怕不在这本书里。

此外,让群众认清现实残酷的实相固然重要,但极权政治得以历久不衰,甚至变本加厉,又与异议者惰于思考,没有提供可以实际撼动腐败政权的想法和实践密切相关。这一层的现实,更值得我们多加留意,也值得我们进一步追问。

知识分子?异议分子?

黄麒达:

余杰为刘晓波写了自传以后,便开罪了中共当局,结果某日遭秘密警察用黑布套头绑架,家人从此受到严密监控。

为了自保,余杰只好出逃美国,展开延续至今的流亡生涯。

张康文:在我看来,余杰在这本书中的尝试,不禁让人回头思索。

在中文的语境之下,异议分子与知识分子的区别。异议分子站在邪恶体制的对立面,与庞大的机制针锋相对,但未必如知识分子般更关注于为现实的困境思考出路。

黄麒达: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问,余杰在书中极力推崇可能是现今越来越多英美各国群众都开始唾弃的新自由主义立场,并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傅利曼的主张作为全书的总结,可见他对这个主张的推崇备至。

针对这个立场,他本人可曾认真检视过这个立场优略之处,还是他急于反中共,而被二元对立的思维窠臼套牢而不自知?

黎振雄:这也就是余杰在书中所提到的“被敌人意识绑架”,但余杰自己却没有自觉,他在讨论任何问题似乎都是立场先行,先问你是亲共还是反共。这不仅让人联想到马来西亚的一些状况。

张康文:这也让我觉得非常可惜。极权体制下的幸存者,除了提供情感上的宣泄和见证,本来应该有更多的资格和资源去切身反思为什么这样的政府还会如此巩固,而不是假设借着嚷嚷口号就能让极权倒台。

书名:《萤火虫的反抗:这个世纪的知识分子》

作者:余杰

出版:主流出版

内容简介:这本《萤火虫的反抗》可以视为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点将录。全书共有40篇文章,罗列了中西各地不同时代,来自不同领域的意见领袖,或所谓的知识分子,对这些人物一一做出点评,并分出高下。

当中包括如曼德拉、刘晓波、奥巴马、昂山素枝、龙应台,甚至是在不同篇章中都被重点提出加以狠批的李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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