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下篇):奉命前线对日作战 从军逼不得已

1944年3月,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来校招考部队翻译官,杨锡基苦于生活逼人,别无选择投笔从戎。

“我实在是不愿意离开学校,因为我到中国的目的便是要完成的大学学业,投身从军是逼不得已。”

据杨锡基回忆,当时军委会外事局是以志愿者的方式招募翻译官,而在整批受征召的翻译官中,相信只有他是华侨。

“那个时候,美军开始到中国协助重新整训中国军队,因此军方需要外文系,懂得英文的大学生担任翻译官。我被录取后,先在昆明的翻译官训练班接受培训,自此开始军旅生涯。”

他指训练只是短短的3个月,不论学会与否,3个月后便立即要投入工作。

“翻译训练班分为步兵、炮兵及通讯,我好派不派,被分到炮兵训练班,后于1944年6月初被分派至第五军炮兵营美军联络组当翻译。”

从学生变军人

担任炮兵翻译官,自然也懂得一些炮兵术语,90岁高龄的杨锡基回想起来,至今仍觉得饶有趣味。

“一个炮兵营共有3个连,每个连有4门炮,合共12门炮。所谓的‘点放’是测试目标所在位置,即向打一门炮,让对方是否还击,以确定敌方位置。”

他说,当时的部队接受美式75MM榴弹炮训练后,奉命赴滇西前线对日作战,他们亦随之上前线,从学生变成一名军人。

“这和我之前的生活完全是两样。当时我们是跟着美军,吃住行都和美军一样,并非与中国部队为伍。”

回龙山生死战

杨锡基在担任翻译官的生涯中,曾与美军到前线历过两场战争,其中以收复滇西战役最为激烈。

1944年11月,炮兵营进入战区。杨锡基随美军联络组同样与部队徒步翻山越岭穿过密林,黄昏前进入阵地。一场生死战就在回龙山展开。

杨锡基在其撰写的书刊中这般形容:“翌日,天未拂晓,薄雾笼罩,突然间阵地附近炮声隆隆,敌人乘我们不备先下手为强。炮弹从对面山头的密林打过来了,我军毫无预防,动弹不得。我急忙找个斜坡伏下,听天由命任炮弹在身边落地爆炸。约20分钟后,炮声停止,全体官兵分头检查损失状况,十二门山炮安然无损。”,足以见得战况之激烈。

“当时,我军地形不利,日军居高临下,地势险要,屡攻不下,死伤无数。那一天,我们在美机飞抵上空时即与飞行员通话联络,并发射烟幕弹以指示敌方位置,12门炮齐放,没有命令不得停。”

他说,这场不堪回首的战事从早打到晚,最后一名高阶军官下了道“死命令”,限定必须在黄昏前攻克回龙山,否则全体部队战死成仁。

“最后部队硬是攻下了回龙山,我们接获通知‘mission accomplished’。占领山头后,当晚我们便残尸遍野的敌人阵地休息,死了很多日军,但我军也付出沉重的代价。”

歼灭日军不顾生死

滇西之役后,杨锡基奉命前往湖南芷江,与日军展开湘西会战。

原先,杨锡基是被派往司令部负责补给部门的翻译官。“当时,坦白说,我非常不习惯,毕竟从昆明开始,我都是跟着前线惯了,调我到后方,我反而不自在。”

一天,他和联络组一名军官两名美军士兵随一位美军炮兵中校前往师部。杨锡基当时并不知道所要执行的任务,但已开始习惯军旅生涯的绝对服从,二话不说便跟着去。

“直到一路上迎面而来的人潮携老扶幼向后方逃难,我才测知前方战事吃紧。在师部,我看到前线不停地来电话报告战况,师长废寝忘食,日以继夜指挥战斗,严令部队死守寸土,否则杀身成仁。”

他回忆说,经过数日激战,前线捎来胜利消息,师部同时向前推进。

杨锡基身为翻译官,虽说无需直接作战,但身在前线四周围都是战场和敌人,与拿着枪杆子的士兵一样是出生入死。

“美国人都很有冒险精神,喜欢走在前面,作为翻译官,我们是贴身而行,有些翻译官便是因此阵亡。”

他说,身在前线,任何岗位都是同一条线,如果说打败仗,部队牺牲了,翻译官也逃不掉。

随时随地准备牺牲

“那时候,我们已没有所谓的生存观念,也没有害怕的感觉,完全麻木不仁,不知道生死之分。”

当年的战事历历在目。年少气盛的杨锡基与部队其他军人一样,随时随地准备牺牲。

“杀戮看多了便习惯了,战争就一定有人牺牲。回想起当时,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本是一名斯文学生,为何穿上军服后,整天都会想着要杀日本人?想要战争?”

国仇家恨,加上环境改变了杨锡基。那时候的杨锡基没有生死之虑,只有歼灭日军,收复山河。

双管齐下终获家书

1945年抗战胜利,日军投降后,杨锡基才感觉到自己捡回一条命,真正脱离战争了。

“当时的感觉难以言喻,如释重负后,军民同庆,大家都一醉方休,喝得烂醉。”

1945年10月中旬,杨锡基正式复员回贵州大学,当时唯一挂念的是远在南洋尚未取得联系的亲人,尤其是战后,他非常担心父母与家人的安危。

他多次到花溪邮局查询有关国际邮务情况,却渺无音信,终日坐立不安;尽管还未通邮,他每隔一周或10天左右投邮一信,默祝早日抵家。

本报刊登寻人启示

“在这里,我又与《南洋商报》有段故事。当时我投邮给设在新加坡的《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请求刊登寻人启示,寻找身在马六甲的父母亲。”

尽管双管齐下,杨锡基天天前往找家书,但总是失望而归,给他带来很大的打击。

“糟糕了,我家里到底怎么一回事?家人安全吗?还是给日本人杀害了?我当时完全不知道,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1945年12月24日,他又回到那个地方,突然看到一封贴着马来亚邮票的信函,心情激动,打开后确定是来自马来亚的家书,家人平安无事,放下心头大石。

“后来,我知道不单是家人收到我寄出的家书,同学和亲戚也从《南洋商报》看到寻人启事,到家里向我父母报平安。”

杨锡基说,因此他与《南洋商报》很有渊源,且永远都会记得本报对他的帮忙,同时也带给他一个精彩、与众不同的人生。

《三部曲》自传

一生精彩又曲折的杨锡基撰写《三部曲》自传,要让儿孙知道他一生并非平平淡淡走过。

他说,他所写的书不卖,只有家里人或特别朋友才赠予收藏。

“我要把我一生的经历写给儿孙知道,我不是平平淡淡走过来的人,甚至有一天,我看不见的后代,读了后会说‘你这个长辈到底是怎么搞的?’,一生这么地曲折,但又非常精彩。”

后记:

杨锡基1946年6月在贵州大学念完大二后,转学入读广州中山大学外文系直至毕业。

1949年3月初乘广九列车经过香港离别中国,回家与父母团聚。

回国后,杨锡基后投入教育界,于1950年在马来亚北部担任某小学校长,并于当年11月1日受马来亚教育部招聘担任华校视学官,在两个不同的朝代英殖民地马来亚和独立后的马来西亚工作近29年。

他首先在彭亨州教育局,后调动至霹雳州、吉兰丹州,最后在雪兰莪州教育局,并于1979年8月10日退休。

一如他所言,因为懂得良好规划,所以退休后他和老伴的日子无忧,夫妻两人闲时走走看看,偶尔也来个旅游,感情细水长流。更难得的是他热爱华文教育,尽自己所能毫不吝啬捐献,赢得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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