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上篇):杨锡基: 睡黄土饮水饱 求学变逃难

步入耄耋之年,一名90岁的退休华校视学官向我叙述着他的年少岁月,足以成书。

他,15岁从马来亚漂洋过海,带着父亲的期许回到祖国念书。

他,这一去经历了人生前所未有的苦难;一趟求学之旅,让他从学生变成逃避战乱的浪人,最后成为看尽战场杀戮,麻木不仁的军人。

他,杨锡基,误打误撞的精彩又曲折人生,须从《南洋商报》说起。

1940年,就读于马六甲培风中学的杨锡基初中就快毕业。家境不好的他习惯每天放学到咖啡店阅报,所阅读的报章便是《南洋商报》。

“有一天,我如往常般读着《南洋商报》,两则显著的新闻,让我眼前一亮。”

第一则是中国云南省保山县国立华侨中学招收南洋华侨学生回国就学,引起海外侨生踊跃报名;第二则是新加坡华教教师公会(六六社)将主办南洋华侨学生归国就学团。

杨锡基看来,两则新闻无独有偶,因为从中国南来的父亲本就期望他回国受教育,而六六社解决了如何回国的顾虑,坚定了杨锡基回国就学的信心。

90岁的杨锡基接受《南洋商报》记者访问时,侃侃而谈逾3个小时,数十年前的往事,记忆如新。

首次远行改变一生

“当年初中就快毕业,前路茫茫,因家境贫穷,我不能如其他家境好的同学般到新加坡华侨中学升高中。《南洋商报》的两则报道让我看到了继续升学的曙光,马上回家告诉父亲:我要回中国念书!”。

那时候,杨锡基住在马六甲打铁街。

其父亲17岁从中国广东大埔离乡背井到马六甲,杨锡基知道父亲心中其实还是挂念着祖国家乡。

“父亲是从中国来,怎么会不希望回中国呢?况且,他们都是乡下人,没受过教育,一听到我要回中国念书,他巴不得马上让我回去。”

1940年7月7日,杨锡基从新加坡乘搭一艘货船,首次离家出行。这次远行改变了他的一生。

蛮横掠夺 押送监牢

杨锡基与同样回国求学的数十名来自马来亚、新加坡、印尼及泰国的华侨,乘坐着开往法殖民地安南(即越南胡志明市)的法国货船,杨锡基的人生第一难,便是从这里开始。

“经过疲乏不堪的数天航程后,我们抵达安南,上岸心神未定,便遭到法国海关的刁难与蛮横掠夺。由于语言不通,我们只能哑忍,最终竟被押送到监牢。”

他说,当时的情景一辈子难忘,他和七八名同学被关在一间窄小并充满尿味恶臭的牢房。过了一天,在当地中国领事与侨领的协助下,他们才得以重见天日。

家人失联 学校炸毁

获释后,杨锡基一行人乘坐火车沿着滇越铁路,并于1940年7月19日抵达昆明。之后,乘坐校方安排的卡车,沿着闻名的中国抗战运输命脉———滇缅公路,前往保山。

“经过千辛万苦后,我们终于抵达国立华侨中学,并在那里度过了两年光景。

1942年,马来亚沦陷,我与家里人失去联系,生活陷入困境,随后同一年5月4日,华侨中学被炸毁。”

他还记得当天学校刚举办运动会,下午回到学校宿舍拿着洗脸盆去梳洗时,天上飞来好几架日本飞机,往女生宿舍丢了燃烧弹,死了十几名同学。

“那时候,我还在念高二,校长请示教育部后接获指令搬家,便要求学生赶快跑,往外看见什么车便爬上去逃命,目的地是昆明。”

身无分文 中途被弃

当时在滇缅公路开卡车的有很多是南侨机工,杨锡基与两名同学不理司机载不载,看到卡车便往上爬,数百名同学便是如此开始逃难。

“上了第一辆卡车,天气很热,到了晚上湿了汗水的衣服自然而干,身上也没有食物可果腹,挨了一天一夜;但车子却一直原地不动,后来才知道前方有许多的运输车抛锚,交通受阻。”

在别无他法下,他与同班同学李泉走了相当远的路程,直到见到另一辆卡车,又再次爬上去,一直跟着车子,死赖不走。

“这名司机非常不高兴,因为我们身无分文,而那时又是他发国难财的好时机;所以我们一直留意司机的行动,紧贴着他,一有机会才找水喝。”

他说,当时就是饮水饱,无时无刻都在留意左右附近有无水、民家是否有水;再不,便是河边直接取水。这名诡计多端的司机竟谎称卡车抛锚,要未付分文的两人下去推车,结果卡车在他们下车后,便开走了。

“我们所在地可是位处大山中的滇缅公路,两人当年才不到20岁,自然很慌张,只能中途举手拦车,但大多数不是客满,就是不理睬我们。”

最终拦到了一辆车,司机是南侨机工,遇上华侨学生,可说是同路人,使到两人最终得以上车继续逃难。在中途休息时,他们都是以天为盖、地为庐,睡在黄土路上。

“我们一路逃难都是喝水饱,因为没有钱,这名好心的司机吃晚餐回来后,给了我们一块大饼,对当时的我们而言,这实在是最美味的一餐。”

抵达昆明后,学校接获搬迁令,一举搬到贵州省贵阳清镇的五里桥乡复课。

1943年夏季,杨锡基完成高中学业。

倒霉浪人

高中毕业后,杨锡基考入国立贵州大学外文系,在等候秋季开课的这段期间,他变成了居无定所、四处游荡的“浪人”。

“我做过浪人,说起来其实不好听,因为很倒霉。”

他说,高中毕业后呆在贵阳,整天只是和同被贵州大学录取的印尼华侨同学黄天理在街上溜达打发时间,因为贵州大学秋季才开学,去了那边也没用。

“其实四处溜达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遇到熟人或贵人,最低限度给我们一餐半餐温饱,因为我们根本身无分文。没有了学校的免费伙食,加上在抗战时期,老百姓自顾不暇,我们又再过着喝水饱的日子。”

他回忆当时白天便是到处乱走;晚上则等店铺关门了,便睡在店门口。直至有一天一名宪兵召唤他们,一看是同学,他们才跟着宪兵同学,至少有三餐温饱。

大学日子倍加艰难

大学开学后,杨锡基到新生宿舍报到时,舍监教官见他只有一个包袱,便问为何没带应备之床褥床单,面盆,漱口盅等物。

“我只好低声下气地说明侨生因南洋沦陷,身无分文,无力购买,请求通融。他还好有同情心,嘱向训导处取准免条子方给床位。”

杨锡基在贵州大学的日子里倍加艰难。他没有床褥,只有一张草席铺在硬硬的木板上,旧棉被里的线格四分五裂,各自为政。严冬夜里,冷得他蜷缩如虫,难以入眠,急盼天明。

“我多年仅有的一双鞋已经老化,鞋头常年不分季节,张口呼吸新鲜空气。

冬天的寒风把我的双脚吹得冻僵,我只能苦苦地忍着,天天都是流着泪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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