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人道系列4:恐怖主义横行 人道法大挑战

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常常是两回事。超过半个世纪的经验累积和改进,国际法一再加强其实践性,也分化出多项针对性的国际性法则,相通亦互补。恐怖主义横行的21世纪,“人道”与“和平”的未来更加考验重重,用以制衡杀戮的人道法,只能在不断变化的局势中,一再改进和加强力量,满足人道需求。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法律顾问周雯坦言,战争无法消除,国际人道法的最基本目标,就是尽力而为,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找一个平衡点。世界局势变化不断,国际社会在努力推进及实践国际人道法的同时,也要努力面对及克服日益严峻的挑战和考验。

冲突类型的转变

传统上的武装冲突,主要是国与国之间的国际战争,但在二战之后却逐渐发展成国内武装冲突。列举当今世上最热点的冲突地区——乌克兰、阿富汗、中非共和国、马里以及南苏丹等等,都是国内武装冲突,最新也最棘手的就是全球闻之色变的极端组织IS回教国。如何让国际人道法适用于这类国内武装冲突,以及确保各国遵守相关法则,成了一道难题。

受害群体的改变

二战之前,战场上的死伤主要是直接参与战争的战斗员(士兵),但在二战时却有50%的死伤是无辜平民,如今的战争死伤更有90%以上的平民受害,战斗员死伤相对锐减。

此外,二战之前的武装冲突,有一定的战场范围和受害群体,之后则开始模糊,特别是在人口密集的地区,出现国家武装团体(军队)与非国家武装团体(叛军)都使用武器交战的情况下,如何避免或减少平民的死伤,成为国际社会和人道组织的关注焦点。更棘手的是,当武装分子和平民混居在同一个战场范围,如何确保将对平民的伤害降到最小?

武器贸易条约的管辖范围

获取常规武器的缺乏规制,滥用武器的情况在世界各地仍然普遍,尤其是已经发生武装冲突的国家,如何规制、减少或禁止非法的武器贸易,是积极推进《武器贸易条约》的原因。

恐怖主义横行

如何定义恐怖主义的行为,仍是概念模糊的问题,如何让国际人道法适用在恐怖武装冲突的情况,也是当前最急切的要务。对于“恐怖分子眼里根本没有国际法”的说法,周雯却认为“不是很确切”,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到目前为止所做的努力,主要是在国际武装冲突中,尽量和各方保持接触,传播人道法以及为受害者提供保护援助,

新科技武器

新科技进入战场,再一次改变了战争形态与战场范围,核武危机、无人机及机器人战斗机等遥控自动化的武器系统陆续研发,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重点议题之一,目前该委员会已和多国政府联系,研究及争取发展新规则,确保国际法与时具进,适用于新型冲突。

私营保安公司

除了直接参与战争的战斗员及新科技武器,如今在战场上也出现其他直接参与武装冲突的行为体,比如在阿富汗及伊拉克战场就有所谓的私营保安公司人员,这类参与战争者的身分、地位和行为,都被纳入人道法的监察范围。

严重违法行为

“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里有特别阐明“严重违法行为”的部分,亦即最严重的违反人道法行为——对受到人道法保护的群体如妇女及儿童进行“故意杀戮行为”、集体强奸、强征童兵、攻击平民、轰炸学校和医院等范围、使用化学武器及生物武器等等。实施者,不管是发出命令的指挥员或是执行命令的战斗员,都犯下了“战争罪”,并且必须承担他们所犯下的刑事责任。

惩处权

对于犯下严重违法行为者,首要的追溯及承担责任方是犯罪者所属国家,尤其是国际人道法缔约国,必须确保国家法律程序里包含惩罚国际人道法所禁止的刑事罪。倘若有关国家没有相关的法律,则会提交常设性的国际刑事法庭处理。这类国际法庭对犯有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及战争罪者,具有追溯刑事责任及惩处权。

周雯补充,二战之后逐渐发展出许多国际法庭及混合法庭,最近二十多年比较重大的实例,就是联合国安理会在1990年代建议下而设立的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及卢旺达国际法庭,混合法庭则是“半国际半国内”(国际与国内法官人数各占一半)的形式,柬埔寨混合法庭是其中一个现存的实例。

战争罪追溯权

战争罪的“追溯权”,是一个争议点,也是受害人最关注的问题。国际人道法是在二战结束之后才诞生,在那之前所犯的违反人道行为,受害人是否能追溯既往?侵略者又是否理所当然地卸责?

周雯坦承“在二战之前及二战时候,确实没有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和国际人道法”,今天的各种国际法分支,包括战争法、人权法及人道法等等,都是因为武装冲突形式的变化,逐步延伸及发展出来的国际法规。

不过,她说,在二战之后确实出现很多关于追溯权的争论,但在1949年通过“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四)公约》后,基本上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直到现在国际人道法已趋向完善,“追溯既往”已经不是一个问题。

她进一步指出,战后追逐步发展至今的国际刑事司法机制,要应对的反而是“对战争罪有罪不罚”的问题。

“因为以前只是通过相关国家的国内机制追溯既往,很多国家就以‘国内没有立法’或‘没有这个政治意愿’为由,既不追究战争罪,对相关人士也不予惩处,包括国家元首在内、发出战争命令的人。”

因此,受到二战启发而发展出后来的国际刑事司法机制,在处理相关的问题具有重大意义,不只规定当事人所属国家有责任义务,整个国际社会也对这类“严重违法行为”,具有普遍管辖的义务。

人心不乱,方说和平

人类的杀戮之疯狂程度,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冀求和平的渴望程度,也到了史无前例的急切。世界有没有可能和平?战争有没有可能消除?至少到目前为止,人们只敢奢望,不敢乐观预言。

战地记者戴斯特‧费尔金斯(Dexter Filkins)在《永远的战争》里叙述亲眼所见及亲身经历的战场之残酷,以及战争如何将世界弄得麻木的现实。黯然的结语,也是对古往今来及至未来的人类世界,最彻底的形容和警惕——

如果武力是我们面对思想与信仰歧异唯一的答案,悲惨的战争终将循环往复,永无止境。唯有死者,才能见到战争终结。

以战争手段换取和平,这是自欺欺人的谬论,因为任何战争都是一样残酷,从来没有正义和神圣这回事。若要避免战争和死亡,管制武器只是纸上谈兵,只有做到“没有军火”,才能真正减少战争和死亡,只有各国都遵守和平协定,人心不乱,才有资格说真正的和平。

去年生效的《武器贸易条约》,虽然列明管制高危武器的使用和交易,人道法也限制作战手段和作战方法,而众所周知,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军火商,军火贸易也是支撑该国经济的命脉之一,总是摆出和平姿态,却到处干预他国事务,甚至动辄制裁有违自家利益的国家,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又如何,或者何曾制止这类“不法及违反人道”的交易?

爱好和平或迷恋战争?

说白了,《武器贸易条约》首先要管制的应该是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几个军火大国,还有“被授权”“有条件”发展核武的伊朗,以及朝鲜和日本等其他野心勃勃的国家。尤其标榜人权、人道及和平主义的美国,俨然就是制造战争的祸首,时至今日,究竟为和平做了什么?又扮演了什么样的道德角色?人道法和军火贸易条约,对军火大国和目无王法的恐怖主义国家,又具有什么约束权?

尽管二战之后,国际间不断制定相互克制的国际法则及讲求人道义务的国际公约,但烽火依旧连天,死伤不断增加,杀戮手段更是泯灭人性。国际人道法,如何提供实际的帮助和保护?

世界各国都以己身利益为考量,人道法的存在,其实际用途和效果,究竟有多大?缔约国是否认真看待这些用于克制彼此的国际法则?这些数之不尽的国际法,是否具有裁决权和惩处权?联合国是执行国际人道法的最主要机构,在过去多场违反人道战争中,到底联合国包括国际战争法庭,是否起了作用?

每思及此,总是疑惑,所谓“人道”——人类世界之道,究竟是爱好和平抑或迷恋战争?从古至今塑造了人性本善的美好形象及爱好和平的憧憬,现实中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有形战争”或“无形战争”却一再昭告世人——没有王法,没有人道,只有“唯我独尊是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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