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人道系列3:《国际人道法》 救济战争受害者

《武器贸易条约》限制武器贸易,《国际人道法》则限制作战手段和作战策略,为保护无辜死伤而持续努力。然而,当战争爆发,杀戮红了眼,谁还理会所谓的规范和规制?谁还计较军事部署是尔虞我诈还是光明正大?

历经半个世纪发展的各种国际法及公约,彼此间相互补充,相辅相成,串联成一套既有独立性亦有相通性的国际司法系统,以国际司法力量,在战争与人道之间,制约具有战斗能力的各方,同时保护手无寸铁的平民。

自古以来,战争就有规则,并且反映在世界各个文明体系中。中国战争史里的“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就是其中一例,不过都是非成文化、碎片化的零散表述。19世纪中期,人道法的规则慢慢形成法典化,不过仅止于国内法的规则,直到1864年第一部《日内瓦公约》诞生,标志着现代人道法的诞生。

两大原则功能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法律顾问周雯简单解说,现代《国际人道法》亦称《国际战争法》,是国际法的其中一个分支,也是出于人道目的而制定的、适用于战争或武装冲突的一套国际法规,包括国际性武装冲突(国际战争)及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国内战争)。

在《国际人道法》下,有两大原则或功能,即“保护功能”和“限制功能”,前者主要是划分平民与战斗员的受保护群体,后者则是限制战争手段和战争方法。

她强调,在人道法或战争法下,冲突双方只能攻击军事目标和战斗员,不能对付没有直接参与敌对行动,或者已经不再残参加敌对行动的人。

“没有直接参与行动”指的是平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不再参加敌对行动的人”指的是战俘和伤病员,战俘原本是在战场上打仗,但被俘虏之后,就被剥夺了战斗力,不再是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人,而受伤或生病的人员,同样失去了战斗能力,也成为国际人道法所保护的对象。

这些受保护群体(平民、战俘、伤兵)在被关押和拘禁期间所受到的待遇,比如是否遭受酷刑,都属于《国际人道法》的关注范围。

战争法有规定

周雯进一步指出,直接攻击平民和民众目标,将直接构成战争罪。战争法《第四公约》有规定,如何在战争的情况下保护平民,比如一个地方被占领之后,除非拥有强而有力的安全理由,否则禁止迁徙平民的行动,不论是将当地平民迁到占领区,或是将占领区的平民迁徙到居住范围以外。即使是基于安全理由,也必须在危机消除之后,允许平民返回原本的居住地。

另外,第四公约也详细规定“只能在什么情况下,由于安全理由而关押平民?”,而被关押的平民“将受到什么待遇?”,并且规定占领方或占领国,必须维持当地的和平与秩序,保护占领地区的平民安全与生存。

“这些都是国际人道法对平民的最基本保护。”

战术规范

两军交战,兵不厌诈,但现代国际人道法,却因军火武器的杀伤力太大,以及战争形势的改变,对交战国或冲突各方的作战手段和作战方法,列定严格的限制和规范。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高级政治顾问郭阳指出,根据《国际人道法》对“作战手段”的规范,主要是交战各方所能使用以及禁止使用的武器,比如生物武器、化学武器、爆炸弹这类杀伤力及影响范围太大的武器“是完全被禁止使用的”。

至于“作战方法”就是各方所使用的战略或战术。在战争法(人道法)里清楚阐明,禁止“背信弃义”的作战方式。

“比如假装成伤病人,逮捕或杀伤敌方人员,因为根据战争法,伤病人是受到保护的人。所以这种手段就叫背信弃义,是被禁止的一种罪行。”

控制作战手段

他强调,战争法本身不是用于禁止战争,而是通过控制作战手段和方法,以及各种保护被害人的方式,“降低战争的伤害,让战争不要那么残忍”。

周雯补充,从“条约”的框架来诠释现代国际人道法,最主要的条约就是1949年协定的《日内瓦(四)公约》以及1977年和2005年的3个《附加议定书》,亦即所谓的“日内瓦体系”。在这个体系下,每一个国家都有责任义务维护和平与安全,虽然只有196个缔约国,但即使是非缔约国,也不代表就能逃避责任。

“日内瓦公约是全世界国家都已经批准的公约,也是所有国家都适用的。再者,其三个附加议定书也有170多个国家缔约国,换言之,全球只有大约20个国家是非缔约国。这就形成国际社会的制约力量。”

《习惯法》实际作用

到目前为止,《国际人道法》仅对国际武装冲突的规范较具体系,在非国际武装冲突的规范则稍显模糊,除了涉及国家主权考量,也因为战争形势从国际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居多。

周雯坦言“当规则不够清晰的话,就会产生很大漏洞”,不过,《国际法》的其他法律体系却能起到补充作用,比如《人权法》以及《习惯法》,这也是国际法在战争与人道之间,所能发挥的实际作用。

她说,《习惯法》是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通过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实践所产生的一种法律诠释或权限,也是每一个国家都应该遵守的特别法律。

减少人的苦难

“《习惯法》的其中一个规则就是,即使某一个国家没有签署某项条约,但是在是项条约中,有一些基本内容已涵盖《习惯法》的规范范围,意味着相关条约对非缔约国也具有约束权。这就是各种条约法之间相互补充的法律体系,具有相互冲和、交叉的作用。”

她强调,《国际人道法》是一项“特别法”,在和平时期并不适用,只在战争或武装冲突中适用,用来确认人类底线的一种方式,在战争时期则用于减少人的苦难。

简而言之,从《日内瓦公约》到后来的《国际人道法》、《国际人权法》、《习惯法》到最新的《武器贸易条约》,国际社会集合群体力量,以法律的约束方式,制定出一套相互辅助及相互弥补的国际法律系统,用于管制甚至钳制国际之间的关系,确保各国遵守国际间所达致的协议及缔约承诺。

人与人之间需要互相尊重,国与国之间更需要一套不能跨越的界线,确保互相尊重,保持和平关系。郭阳补充,现有的国际法体系,不论是适用于国际武装冲突或适用于非国际武装冲突的国际法则,大部分的原则都具有相通性,尤其是关于保护平民、禁止滥杀无辜,以及限制作战手段方面,国际社会趋向一致。

在实践《国际人道法》的道路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直是形象鲜明的“捍卫者”角色。以1949年的4个《日内瓦公约》和1977年的2个《附加议定书》为基础,在国际间展开长期的人道工作。

援助与保护平民

郭阳透露,《日内瓦公约》及相关国家赋予该委员会进行人道工作的权利,包括救济受伤、生病或遇船难的军人,探访战俘及被关押的平民,帮助因冲突而离散的家庭成员重建联系,援助平民并确保那些受人道法保护的人,得到相应的待遇,也能监督战争法的执行。

总部设于瑞士日内瓦的该委员会,迄今已在全球80多个国家开展人道工作,除了在所有武装地区都有代表团,其办事处网络也会根据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的发展而调整。

纠正违反措施

他进一步透露,各地的代表团将根据实况,与交战各方联系,提醒双方遵守战争法(人道法)下的义务,并且要求提交报告,进而纠正违反法制的措施。

周雯坦言,并非所有国家包括缔约国,都有足够的政治意愿配合国际人道法而发展出相应的国内法,所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积极与各国政府部门达成合作,推动“国际人道法委员会”机制,推动国内立法,目前已有超过100个国家设有国际人道法国际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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