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先利其器(上)

既然决定(不对,不是决定,是种非常自然而然,甚至可说理所当然的选择;选择也不对,因为开始写作时,我才读初中二,英文程度好不到哪儿去,每每都要把生字以及从字典查出的意义,抄在簿子上,时不时查看,因为不久就忘了。

而中文,虽说才到母语下午班开始学,但我当年的背景与大环境,使我顺其自然地),以中文写作,我另一遗憾是,这五十多六十年来,没有好好的增进我的中文驾驭能力。我的程度就停留在夜学初中一。(不,也许更差:很多以前会读会写的字,都交回夜学老师咯。年纪大,也变成我国许多政治家,那般脑残了?) 母语班的课本,由新加坡编印,只记得提到巴西班让。导师身材不高,穿白色短袖衬衫和白色短裤,因肚子圆滚,敷条裤带;头梳咖哩卜。忘了是每周一次还是两次,每次一个钟头,导师的津贴是两块半。记得有次作文写下雨天,曾提到农夫祈雨,胶工咒雨,导师的评语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夜学则每周5次,7点到9点,科目几乎与日校相同:中文、历史地理,还有珠算和尺牍。后两科没有用心去学,现在后悔莫及。最少若要写篇以书信为体,战前背景的小说,尺牍会带来某种真实感。(当时认为老套,不再适用。殊不知,要写小说,什么咸鱼虾米都有用。)教历史的,是位胖胖的老师,有次说观音在印度是男人,越过边境到中国,则变成女人。我们取笑他:当时我是非洲和尚,自以为是。殊不知中国国情不同,是入世的,得救了尚回头来救人。而转为女人,更为救苦救难,慈悲为怀。中文则由戴润霖级任负责,从小学四年级到初中一。他,以及杏影,使我认清,写作不是凭空虚造。小说虽说是虚虚实实,但实的部分,不能与事实相违。这就是为什么作家花那么多时间去做探索,去做研究。同时,文字必须有所指,而什么“光明啊”、“民主啊”、“自由啊”等,究竟意何指呢?

书令我发现新世界

当然还有书:书使我大开眼界,书令我发现新世界。开始时是伙计们借阅的旧式武侠小说,洪熙官啊、方世玉啊、黄飞鸿啊等(新式的,要等到认识了麦秀后,经他推荐,才开始迷上古龙,从《流星‧蝴蝶‧剑》开始,逢他的作品都买来读。他太注重情节,越复杂越好,复杂得连他都不知如何继续,所以结局不了了之。之后转去看金庸;虽说每部都有历史背景,但都似乎在真空中扮演:也是靠情节的离奇取胜)。也不知如何弄了两本色情小说,决然把它们毁了。

年纪渐大,也就outgrow这个阶段,开始自己买书。卡尔顿戏院与丽士戏院中间的莫拉(Murah:公市)有两间书店,如没记错,靠丽士戏院边的是文化,靠卡尔顿戏院边的是汉英。我比较喜欢去文化,它老板瘦瘦,为人比较好相处。(莫拉里还有一位外江铁打佬,他女儿可能读修道院,但有一次什么神诞出游,她在罗里上扮演老翁背女。当时印象深刻,不是因为她长得美——她们似乎来自另一个世界,不敢惹,总觉得她像箭猪,满身是刺:江湖儿女毕竟比同龄的更成熟,虽不必更圆滑,但肯定更世故,更见过世面——而是第一次接触到中国民间艺术。)他曾赞许我在《星洲日报》〈星云〉版上发表的3篇散文:〈邦咯岛,我又来了〉;另两篇则记不起题目了:一篇关于十八丁的,再一篇关于信任——小孩子把手搁在你掌心中,任你带他到天堂或地狱,都不会发问:他相信你不会伤害他。

买香港翻印的中国书

当年书籍便宜,从几毛钱或块多钱买到一本,到几块钱买到整套厚厚2本或4本俄国翻译小说。不过,当年一碗单扭,也不过3毛钱,加云吞或孖扭才5毛钱,吃得肚子饱饱,比书本更实际。而当年的稿费,千字也不过3块钱,最高5块钱。可是我们好书的,总是以买书为重。买的是在香港翻印,或重印五四后作家的作品。(红色中国的书不能输入,就从香港运来的,也受严密检查:我就曾买到一本后封面以紫色笔写满书内容的书。而陈同学,因从英国订阅《美丽中国》被叫到政治部查问。)所买的,也大多是所谓写实派的作家,鲁迅啊、郭沫若啊、茅盾啊、萧红啊、老舍啊等,但我比较倾向巴金、沈从文、张天翼、靳以等。那些所谓鸳鸯蝴蝶派的,或新月派的,则没买,而有次我把两本高原出版社的书,送了给李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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