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沉与传承第4篇(完):城市的挣扎

保护街区历史建筑,是传承文化印记的方式,不让历史消沉于土,不让未来空洞乏味。一座断绝历史的城市,等同生命失去了灵魂,行尸走肉,无所适从。

经济发展至上的马来西亚,多元国情与种族政策议程,都市发展与古迹保存之间的拉锯,比起全球其他城市更多而复杂。城市化的过程,面貌更新无可避免,然而,在拆与建的当儿,古迹保存要何去何从?生活在其中的市民,参与和决策权又如何?

亚洲的动荡历史,堪称世界之最,许多主要城市都是历经百年甚至千年的风雨洗礼,因此所留下的历史遗产,也比欧美来得多元且丰富,从宫殿、宗教寺院、老街聚落到普通民居,几乎遍地即是。

随着经济因素和建筑本身的发展,曾经代表一座城市历史和文化见证的建筑和街市,那些代表一个城市历史和文化见证的传统环境,正趋于淹没在现代化的海洋中。

房子旧了要翻新,城市老了要改造,这是无可避免的现实。成形发展数十年或数百年的城市,人口大增,基本建设不敷应用,生活环境无法满足市民需求,重建或改造是必然的结果。

文化观光双赢结合

台湾中原大学建筑学系专任副教授黄俊铭坦言,在经济发达的社会(城市)里,人们的普遍观念是“土地成本永远高于建筑的价值”,即使被视为古迹保存积极而进步的台湾,也面对古迹保存与都市开发如何并存的问题。全球经济化的结果,进一步导致现有的旧产业被视为不再有经济效益的夕阳产业。因此,如何将老旧空间活化发挥新功能,并将文化资产与观光化结合在一起,成了一道双赢的出口。

宜兰的烟酒原本是独占的事业,曾经风光,也因缺乏竞争而无危机意识一,后来市场开放,突然面对国际市场竞争,许多工厂倒闭,一些员工为了自救,将濒临倒闭的酒厂转为观光工厂,成功杀出一条血路,也让人耳目一新,许多旧工厂采用类似方式,将文化资产与观光业结合。

九二一大地震时,有间酒厂毁于一旦,厂长发起自救行动,召集员工,走向观光化,利用老旧的厂房氛围,加上旧的机具,在空间上做一些调整,尽量保存工厂的原貌,策划设计贩卖商品、展示酿酒工业以及人和酒的生活关系,酒厂摇身一变成为酒文化空间,在6年内即转亏为盈,从亏损到年赚2亿至3亿台币(约2200万至3300万令吉)!

古迹修复传承技术

黄俊铭早前受林连玉基金及思特雅大学建筑系之邀,来马开讲“古迹、市民生活与城市发展”专题,以其丰富的学术和实际经验,探讨及分析古迹建筑与市民生活和都市开发之间如何达致平衡的关系,采用双赢策略,将人们眼中“过时”、“残旧”、“没什么价值”的古迹,发展成兼具经济和人文价值的产业文化资产及观光设施。

黄俊铭也以参与古迹保存的经验强调,文化资产不能一厢情愿,不论政府或学者都不能,在决定与策划的过程,当地现有的居民和未来的居民,都应该有发言权,主导单位也必须经过协商才能拍案敲定,在整个古迹修复过程也不能只是委托给工匠,必须有年轻人的亲身参与,传承技术和经验。

老旧空间重获新生

改造历史建筑需持以尊重的态度,创新不是一味打破和改变,而是传承与发扬。因此,在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过程,保留部分原建筑,将历史痕迹直观地展现人前,再往上或侧边或后方部分,延伸新的建筑工程,让新旧自然地结合,并且赋予多元功能的转换,是台湾目前日益普遍的做法,也是较为民众所接受的折衷方式。

黄俊铭坦言,城市寸土黄金,一些矮小的、古老的建筑的保存最为难,遗址更是难上加难。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成了台湾首选的取经对象,从单栋建筑物到整排建筑群,甚至整条老街,目前都采用局部保留和开发的“不得已方式”。

“台北的一个公共市场,二战时期的古迹,前部被转化成剧场,后方依然保留为市场,被制定为古迹及整修之后,里面充作文化展演的空间,楼上是营运中的剧团,楼下则是关于电影的剧场,还有一个角落是电影海报展示区。”

黄俊铭说,公共市场转化成艺术活动中心,只是其中一个让老旧建筑或空间重获新生的实例,吸引来自四面八方甚至各国的艺术家聚集。如此让原本老旧的市场活化的方式有很多,也越来越多,比如另一座早期的国民党营运空间,被指定为公共财产(古迹)之后,也转化成国际艺术家进驻的空间,这类用古建筑改造的艺术馆和创作场域,都是赋予老建筑国际化使用的新功能。

“类似例子还有以前的美国领事馆,成为台湾著名导演侯孝贤的电影艺术场域,在原建筑的后方增建一个电影放映空间。”

拆除与修建的拉锯战

发展和保育的拉扯之间,不可能一成不变保留所有,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是当今发展模式中一直在寻找答案的命题。那些尚未发展的小乡镇,或许还有转圜的余地,但已经发展并且仍在发展的城市,如何留住所剩无几的古迹与生态,才是棘手的挣扎。

城市化让历史传承变成一场艰难的赛事——与时间和利益熏心的发展赛跑。在拆除与修建之间,仿如主战与议和的拉锯,如何保留地方特色、人文生态、历史文化等内涵,本应是一场合作,却成了官商与民间的拔河。

尽管挽救的力度永远追不上拆除的速度,但在这些年,“我的社区我做主”、古迹保育等醒觉和捍卫运动吸引一些年轻人的参与,拒绝让过往一切消失在悄然之间,成为黄俊铭所说的“传承的力量”。

马来西亚与台湾之间,都曾有过被殖民的历史共通性,也都有过去殖民化的过程。台湾在战后快速的经济建设下,牺牲了不少珍贵历史遗产,如今在国际倡导文化遗产时刻“悬崖勒马”,并且后起直追,成为日本之后,古迹保存教育和专业技术最积极和进步的地区。

思特雅大学建筑系讲师兼古迹保存工作者张集强指出,台湾的古迹保存是政府与专业人士携手合作,市民共同参与。一座古迹的命运,保存与否以及如何活化古迹的决定,许多时候是依赖专业人士的判断,不是靠政治性的决定。这一点也是马来西亚和台湾最大的不同。

在亚洲,古迹保存技术以日本最受赞誉,台湾多年来像日本取经,加上有政府为后盾,在文化遗产保育方面,也让人侧目。眺望日本,羡慕台湾,不禁要问,我们的城市,还有多少即将失去的历史遗产?还能“幸存”的又剩下多少?

结语

我们留给下一代什么?

建筑大师李察‧罗杰斯(Richard Rogers)认为“城市要看五百年,建筑该有百年规划”,建筑设计要有足够的弹性,满足各种使用需求,并且随着时间与用途的改变而调整。

弹性与永续考量,以更多延伸性空间来对应环境,或许才是符合21世纪需求的城市设计,而不是空洞的金碧辉煌,没有灵魂的繁华。所谓发展,不一定要拆旧建新,与其大兴土木大肆铺张,不如善用现存的建筑,伸展及延续其功能。

放眼我们的城市,有多少建筑是以长远用途为规划?这一代的我们,有历代先辈留给我们的百年城市,数百年的建筑和历史痕迹,扪心自问,我们留给下一代什么?下一个世纪,可有属于这一个世纪的百年建筑?

延续生命延续生活

老去的人和事和物,都是灌溉文明的养分,正如四书五经的点缀而非主流一样,在令人伤感的同时,也因濒临消失的惋惜或焦虑,燃起保留与传承的火苗。

但是,文化和古迹留存,不能仅止于焦虑的情绪,而是真正通透的理解,理解历史的重要,理解古迹所留下的讯息,理解城市的真正意义,更要理解保留遗产的真正目的,是延续生命,延续生活,不是封锁起来成为不能触碰的展品,徒剩陌生的距离感,失去了人与建筑的自然互动。

台湾有政府为后盾,可以向日本取经,我国的城市古迹保存,却只能靠民间的微薄力量,与政府和财团对抗,这是最大的分别,也是最大的阻难,致使本地古迹保存步履艰难。

一座城市,可以包容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城市的人难道容不下一座老建筑,容不下历史的斑驳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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