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历史不透光的书页

不论历史的可重复性有多高,“故事”,实际上,只发生过一次。结局,只能有一个。

然而,许多传说与记述告诉我们,同一故事,人们对其情节如何成为过去、其局之所以终结的陈述抑或揣测,往往,不止那个数。

之一:孤军

说起1969,我们都知道那年发生一件有人主张不再提起有人又一再提起的事。也有人将那件事归咎于已逃到边区的马共。

说到1989,我们也知道那年马共下山了。有关泰南那几个村落的揭秘,以及对传言中山老鼠的追踪查访,占据华文媒体的显著版位,热潮久久不退。

我们较少知道的是,1969年,在境外喊“重整旗鼓”喊了好几年的马共,终于正式向南方故土偷渡他们的“伟大红旗”。——多年以后,事过境迁,幸存的南行者神情惘然,轻轻感慨当年其实根本没有向南挺进的条件,然而,这毕竟将是“后话”了。——那数年之间,先后共有七支突击队,满怀壮志,翻越重重障碍潜入了半岛山林。根据马共的史料记载,这七支队伍中,有五支基本保存队伍编制,直至“光荣和解”。然而,实际上,他们的活动范围非常有限,大致仅在北方两三个州属边境跑动,且很快陷入散兵游勇之状。唯一能深入腹地,而且——据说,令政治部想到其首领比想到陈平更头痛的,只有第六突击队。

第六突击队1973年在金马仑成立。在高原的寒风中,战士们拉开嗓音歌唱《打回老根据地去》,把心声寄送遥远的北方。党中央,在北方。唱歌的战士知道自己今后将在山野与芭边流转,奋力储备食粮、物资、人气,以待有朝一日,北方的大军挥师南下,将红旗覆盖大地。

这支初时只有三、四十人的队伍,在其全盛期,曾拥有140余名战士。然而,一年一年过去,北方全无动静,大军迟迟不来。老战士逐年显老,新血却逐渐难有填补。新添的数目,赶不上牺牲的速度。而更糟糕的是,这是一场武器欠缺的武装革命。有新兵在分不到一支手枪的情况下,以血肉之躯,完成革命的字面意义。

根据一份官方喉舌引述据说不曾曝光的秘密档案的资料,六突前后共损失了168名成员,单是成为保安部队枪下亡魂的,就有83名。这份官方喉舌还提到了一次的武器移交,如果把它极其混乱的叙述中所有的数字全部加起来,那至多是29支卡宾枪、22把短枪,还有一些子弹和爆炸物。但实际数目也可能只是其半(不知是基于什么原由与考量,那实在是令人头脑发昏点算不清具体数目的语言)。这大概是来自北方的最慷慨的一次武器支援,或许也是唯一的一次,所以才有存档——与报道——的必要。而那时,已是1983年。

没有枪,没有兵。没有前景。

他们肯定想过北撤。

然而,没有北方的指示,谁敢轻举妄动?再说,北撤之路,道长且阻。高高的天孟莪水坝已霸住前方,东西大道串谋群山横空出世更形成文明堑道。半岛的地理,已不再是他们十多年前南下时的地理。而就算脚下的行路可以克服,可是肚子怎么办?地下组织早瓦解了,没有人中途支援,单靠背囊里的粮食,哪里跑得完那动辄几个月的路程?

向南挺进,没想竟挺入了孤绝之境。

没有要迎接的大军,没有可撤军的后路。

他们是被遗留在半岛莽莽森林中的一支孤军。

之二:结局

不论历史的可重复性有多高,“故事”,实际上,只发生过一次。

结局,只能有一个。

然而,许多传说与记述告诉我们,同一故事,人们对其情节如何成为过去、其局之所以终结的陈述抑或揣测,往往,不止那个数。

马共头目张佐,及其所领导的第六突击队,在我可以参阅到的几个资料里,就有几个不同的结局。

最早的是在1998年,某大报在一个系列报道里,用三句话,简洁提供一种结局:

1986年杪他因走出营寨,前往吉隆坡医病而落入警方手中。这支半岛境内最后一支,也是实力最强大的突击队最后以和平方式获得解决。第六突击队被解决时,其部队仍有89人。

年份、肇因、人数,没有一丝含混。作为采访当时全国总警长、已卸任的政治部总监的系列文章中的一篇,它当然没有让人生疑的理由。可是,当归国马共汲汲将彼等过往的风云,交托给21世纪的岁月来评理,另一种说法,浮出纸面,与上述的凿凿之言颇为相左。张佐及其队伍的故事,在归国马共2005年出版的一本集子中,是这样完蛋的:

1984年与1985年之交,可能为了摆脱困境,张佐已产生了离开森林中的队伍,本身潜入城市即吉隆坡一带进行活动的构想(此中真相待查)。1987年尾,由于随身人员叛变,潜伏在吉隆坡一带的张佐,行踪暴露,处境十分危急。1988年3月2日,张佐被捕。不久之后,在彭亨州森林里的“六突”战士70-80人全被诱俘,队伍不复存在。

疑云,散布在城市与森林的上空。看仔细了,还折射着几颗马泰边境蒸发的重量级水珠的暗影。在一本1995年完稿、四年之后方才出版的北马局要员回忆录里,著者单汝洪提及他在森美兰打游击战时的抗日军同志张天带。张天带,是原名,是未化名为张佐之前的张佐。张天带名下,单汝洪作了一条相对谨慎而保守的注释,说他“80年代后期进入城市(吉隆坡)活动被捕”,“之后‘六突’队员先后被俘”。其注于句号之前,就有与上述引文修辞相似的这么一句:“真相有待查明”。单汝洪,是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疑虑,未尝不是中央的疑虑。然后,几年过去了。“此中真相”,不知查未查明。2010年,归国马共的官方网页上,倒是出现了更新版的结局:

到了1984年,情况开始恶化。部队不断遭遇损失,人数锐减至80-90人。据知1987年底,张佐决定潜入吉隆坡,进行城市统战工作。1988年3月2日,落入敌手。在张佐被拘留期间,“六突”同志一批批遭诱俘,整个队伍瓦解殆尽。

且先略过以上几个结局的几处歧异,单说年份。故事的结局,应该发生于1986,抑或1988?若六突的历史在1986已经走到尽头,那么共党插入国境的这支心腹之患,其威胁与作用势必得打些折扣。三方和谈,距此还有足足三年时间,1986,会否是过早发出的尾声?若干年后张佐回忆录《我的半世纪》出版,如刀的手迹清楚凿出其半世纪的始与终:1937-1987;字里行间,1987年的血渍与烽烟,清晰可见。想来,1986也许竟只是手民之误(这篇报道后来收录在一本集子里,文字修订了,“手误”却被忠实的保留。对照读来,倒像是一再确认的事实)。

如此,剩下1988。

那年5月,马共与政府开始了三轮所谓的初级会谈。

次年,张佐回忆录完稿。

同年年底,马共与马、泰两国政府签署和平协议。

八年之后,张佐去世。

再辗转经过八年,《我的半世纪》出版。

张佐之弟在书序里屡屡希冀后世能客观公正的评价张佐一生功过,言语之间,似乎有许多急待吐出的东西被生吞了回去。那——可是真相的鱼骨,一直有待定案的结局?

(1,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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