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房手记:医生与我

不知哪一位护士曾说过,我是一个连医生都拿我没办法的家伙。

被叫去面对一群医生接受他们的心理评估时,我在第一道问题就被卡住了。当时,负责发问的一位年轻男医师说着英语,让我作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而我却目瞪口呆地环视周遭,面面相觑旁听的医生们,一个字也说不出。最后,一个看上去像是指导教授的女医生挥挥手,示意我们继续进行下去,让整个访问过程不超过10分钟。

为何不用熟悉的语言

我当时话不出口,觉得那位男医生为什么不用华语与我沟通,而选择了我比较不擅于表达的英语,因此作答时既简单又零落,无法充分表达心中切实的感受,也没有认真地直视自己的问题,一席谈话之后,双方都无所得,只有谈话结束之前,我被允许发问一个问题,于是我问那男医生:为什么你不和我说华语呢?

如果该名男医生是巫裔、印裔或外国人,以上所述当然就不合情理,整个情节就是我脑中荒谬的幻想;可是医生确实是一位华裔年轻医生,围观旁听者三大种族齐全,他可能要让在场人士都能了解病人说的话,因此使用了英语。

我还记得,去年第一次入院,主治医师尤医生是华人,他会说流利的华语,能与我的家人直接用华语沟通,解释我的病情;我和他之间的沟通,也是用华语,他每天来到病床前问我“今天心情怎样”、“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是否有一大堆计划”、“出院后要做什么”等等,我都一一回答,答得很愉快,完全没有心理负担。

相隔三天,第二次入院,几经周折,最后落实的主治医师是一位马来年轻女医生,她的直属顾问是一名熟女教授,这位教授可能只是授课而没有看病,因此只有“Professor”的称谓,至于我的主治医师,每天都穿戴一袭优雅的马来长裙,配上搭配得宜的头巾,随身携带潮流时尚的手提袋,脸上架着一副黑色框架且大镜片的眼镜,看上去更像一个在商场里购物的时尚女性。

这位聪颖漂亮的女医生来到病房时,每次都是先登记报到,然后在左一堆、右一堆的病历表中寻找属于她的病人,接着坐在护士柜台尾端里,漫不经心地询问我的情况,我的病历表厚厚的一叠摊在桌上,她细长的手指抓笔在白纸上悉悉簌簌地写,未几,询问完毕,书写结束,我就好像完成每天的功课一样,在病房里不知道还要呆多久,而女医生已经旋风式的离开了病房。

作为研究对象

有一次,聚集了三、四十位医生和实习医生的工作坊,邀请我去做个人的见证,我坦承无法一个人侃侃而谈,于是会上由一位女印裔医生向我提示发问,这才渐渐解开我的心防,说出了一些自己在病发前后的心情转变、心理变化。我相信,这一次出席会议前,与会者已经大约知道我的病情,或许因为某种特殊性,院方才挑上我作为研究对象。

或许有人觉得,精神病人是一种另类的群体,没有人愿意和精神病人做朋友或自己变成精神病人,人们有各自的普遍价值观,可是医生或者心理辅导师必须时刻面对各级风险的人物,包括精神病人。医生与病人,最好还是保持适当的距离,即使是语言相通,也不能越轨、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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