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贸易现实引起担忧/佐摩

新的联合国报告显示,近期全球化的关键要点——贸易自由化,不仅无法在发展中国家促进广泛的结构性转型,反而还促成全球不平等的增加。

《2018年贸易和发展报告:权力、平台和自由贸易之谬》(TDR 2018)暗示,大型跨国企业的盈利飙升和愈发集中化,已压低了劳工的全球收入共享,使收入不平等恶化。



这份联合国报告也发现,协助中国成功发展、多样化和升级的政策,在受政策威胁的跨国企业的影响下,已被发达国家阻挡或限制。

尽管发展中国家长久以来有人担忧国际贸易系统,发达国家近期也提高了焦虑,加强了对贸易自由化本应有的共享利益的怀疑态度。

要对贸易自由化有更正面的态度,需要的不仅是诱人甚至骗人的口号,诸如“贸易更自由,就能水涨船高”。相反地,需要的是基于更包容性和发展性贸易议程的新动力,反映了TDR作者——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存在理由。

贸易引导结构性改变

虽然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的角色增长,对近期全球化一直很重要,但是“其余国家的崛起”(大多是发展中国家或南部国家)主要只在东亚发生。



TDR 2018显示,快速出口增长主要来自东亚第一级的新工业化经济体,然后才是中国。同时,发展中国家对世界出口的占比降低了,从1986年商品出口总额近四分之三,到2016年的仅过半。大多数其他发达国家的出口占比保持常数或降低,除非是商品价格上涨。

中国在金砖国家(BRICS)中脱颖而出。虽然这段时期金砖国家的世界收入占比从5.4%上升到22.2%,但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不计中国)的全球输出占比仅从1990年的3.7%上升到2016年的7.4%。

2016年,东亚占了所有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出口的约70%,只有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有首要跨国企业的总部。在世界顶尖2000家跨国企业中,跨国企业的盈利份额从1995年的7%上升到2015年的超过26%。

更多出口更少多样化

随着发展中国家愈发依赖全球市场通入,它们的出口多样化一般上更少了。TDR 2018把这些趋势联系到全球价值链的散布,以及在没有强大的“发展状态”下要“赶上”的挑战。

事实上,此类价值链长久以来已成为商品贸易的特征。自1995年起,有相关数据的27个发展中国家,有18个在出口增值中的采掘行业份额增加了。

不过,除了中国以外,全球价值链的散布造成出口总额中国内增值的份额减少。除了东亚以外,这些价值链“升级”的证据很少。虽然数十年来,中国需求的增长刺激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却并未使其出口分布强化或多样化。

大公司主导贸易

无论在国内或海外,对企业行为来说,规模很重要。自1990年代中以来,贸易一直由大公司主导。在出口公司中,顶尖的1%占了出口的60%,平均10家公司占了出口的40%。

毫无意外,新竞争者和较小的出口企业生存率很低,有四分之三在2年后放弃出口,发展中国家公司比发达国家公司的情况更糟。



除了因发达经济体“岸外化”造成的“中空化”,中国以外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价值链的中小型熟练生产工人收入份额一直在下降,这是因为制造业在增值的份额下降。

对可盈利性来说,规模也很重要,顶尖2000家公司的快速盈利增长压低了全球劳工收入份额。不平等的恶化被归咎于贸易,其实应归咎于“无形资产”盈利的增加、总部收入更高和生产成本的削减。

许多大型国际公司从事于贸易,造成低税或无税辖区的收入流量更大。过去20年,爱尔兰、卢森堡、荷兰和瑞士等国的智慧产权付款剧烈上升。这些地点的跨国企业收入的升幅远远超过产品制造和售卖的地方。

政策空间受限制

TDR 2018的结论是,问题不在贸易本身,而在于其管理和法规。“双赢”解决方案的修辞,典型地模糊了可更广泛共享盈利的方式。

UNCTAD宣称,南南贸易协议较少受到企业滥用权力和影响力。相比之下,政策空间愈发受制于典型的自由贸易协议,通过不透明谈判反映了强大的企业影响力。

此类协议增强了企业盈利,尤其是通过“非贸易”条款。除了其他事项以外,此类条文还增强了智慧产权、跨境资本流动、投资者-国家纠纷解决程序,以及规管标准的和谐化。

(作者为政府顾问理事会成员之一,前经济学教授,曾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经济发展),2007年获颁推动经济思想前沿的华西里·列昂惕夫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