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一位商界的友人，鉴于令吉长期承受抛售压力，国家银行现在是否应调高隔夜政策利率（OPR）？

令吉所面临的庞大卖压，甚至迫使国行大声疾呼令吉已被低估。这是国行罕见的公开喊话，旨在“提振市场信心”。

针对我的上述问题，这位商界朋友回答说：“不应该”。 他的理由是企业和消费者表现不佳。

在我看来，他们可能手头没有多少钱，必须支付更高的借贷成本。他的回答并不出人意料，我的朋友有他的观点，我不会反驳。

经济活动大幅放缓

这是因为大马经济增长已急速放缓一半以上，从2022年末季的按年增长约7％，降至去年末季的仅3％，显示经济活动大幅放缓，主要原因是消费者开销急剧放缓，因为他们可能口袋里没有足够的钱来消费，正如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的那样。

与此同时，随着消费者需求减弱，商家和企业也发现很难将上涨的成本进一步转嫁给消费者，他们的利润可能会受到侵蚀。

这体现在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涨幅上，作为通胀率衡量指标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已从2022年8月的将近5%高点，于去年12月大幅放缓至1.5%。

在这方面，我认为，国行对隔夜政策利率的决策似乎是正确的，因为它从去年5月至今暂停升息，而大马经济增长及通胀率双双下行的走势于去年底变得更明显。

换句话说，早在经济和通胀率转弱的超过半年前，国行已停止升息步伐。大马统计局今年初公布的官方数据，印证了经济和通胀放缓的态势，而国行已有先见之明。

前后共上调1.25%

回顾国行这一波的货币紧缩政策，隔夜政策利率前后共上调了1.25%，即从2020年7月的1.75%低点，调高到目前的3%水平。在我看来，企业和消费者有足够的时间来适应更高的借贷成本，因为增长幅度不大，而且持续了近3年。

相比之下，美联储同期将主要政策利率总共调高了多达5.25%（比马来西亚高4%）。 我认为，这样的升息方式和速度是激进的，它导致了一些地方银行的倒闭，这些银行需要美联储和其他较大的银行介入救援，以阻止美国金融体系的潜在蔓延和不稳定。

美国激进的升息，反过来导致美国和大马之间的利率差距出现逆转和反差，而且利差不断扩大。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目前比大马隔夜政策利率高出2.25％，与2020年比大马低2.75％，恰然相反 。

美国和大马之间巨大的利差，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超过6个月），并已促使外国投资者、大马企业和个人对此作出反应。

外资抛售大马股债

首先，固定收益外国投资组合投资者，在去年8 月至 12 月期间，抛售总额90亿令吉的大马债券，而今年1月的短短一个月内，抛售另外总额50亿令吉的大马债券，显示抛售活动加剧。

此外，外国股票投资者去年上半年抛售总额约40亿令吉的大马股票后，去年下半年净沽售大马股票20亿令吉。

令吉贬值，加上利率差异，很可能促使这些外国投资组合投资者减持大马债券和股票。在抛售之后，我相信这些外国投资者很可能已将资金撤出大马，导致令吉掀起另一轮抛售风，加剧了令吉的跌势。

其次，我国银行的外币存款增长迅速，特别是在过去3年。我认为，放宽外汇管制政策，特别是允许出口商保留部分外币收益，以降低营运成本，再加上对令吉进一步贬值的担忧，是外币存款呈上升趋势的背后主因。

事实上，截至2023年底，外币存款大幅增至2480亿令吉，远高于2019年底的1520亿令吉，也比冠病疫情期间激增近 1000亿令吉。

相比之下，2016至2019年这4年内，外币存款的增幅仅为180亿令吉。 外币存款户头的主要持有人是商家和企业（2023年占56%）及个人。

在这方面，我认为，这些人似乎预期令吉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会继续贬值。在我看来，这种预期需要被打破或制止，以免更多人随波逐流，形成更强大的羊群效应，从而对令吉和大马经济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认为，进一步调高隔夜政策利率，令那些一面倒押注令吉将进一步下跌的个人和本地投资机构，面临押错注的风险，是打破这一预期的其中一个选项。

但我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因为国行已表明，只会用利率来对抗通胀，而不是捍卫令吉（这由市场决定，而市场对令吉似乎不太友善）。

此外，现在升息也不是一个好的举措，因为企业和消费者现在发现更困难，而且大马经济增长和通胀已大幅放缓。

在我看来，国行更容易接受的另一种选择是“道德劝说”，即国行可以召集本地机构基金经理，并与他们交谈，以劝阻他们对令吉的跌势进行单向押注，继续一面倒的预估令吉将进一步下挫，进而加剧令吉跌势。

此外，国行可能收紧外汇管制政策，要求银行更彻底地审查出口商的外币存款，并鼓励大企业尽早收回出口收入，而不是持有更多外币头寸，除非对于贸易和投资来说确实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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