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生活成本VS经商成本/南洋社论

希盟在5·09大选推翻国阵的61年政权,目前第二度出任首相的马哈迪医生功不可没,但人民公正党副主席拉菲兹却独排众议,指6%消费税和生活成本高涨,才是大马改朝换代的最主要原因。

持平而论,没有马哈迪的领军和运筹帷幄,希盟入主布城的希望或许会落空,但普罗大众对消费税的不满,加上物价飙升对低收入群体所带来生活压力,也确是压倒国阵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



前朝政府从2015年4月1日开始实行消费税,以6%税率起步,当时全国上下一片哗然,但时任政府却基于每年超过400亿令吉的国库收入,对民间的怨声载道充耳未闻,同时坚决认为每年发放的一马援助金(BR1M)足以平息民怨。

消费税导致物价高涨的刻板印象弥漫市场,众人都把生活成本的高涨,全怪罪在消费税的实施,而实际上,除了消费税,还有一个引发通货膨胀的因素,就是早在消费税之前,从2013年1月1日开始推行的最低薪金制。

在实行最低薪金制之前,大马中华总商会曾提出建议,要求分阶段、分区域及分领域推行此新政,但政府置若罔闻,并将最低起薪设定于西马900令吉及东马800令吉,更在2016年7月1日分别调高至1000令吉及920令吉。

“羊毛出在羊身上”是生意人在商言商亘古不变的规则,对于员工薪金的调高,没有多少商家肯自己吸纳;就拿街边摆档的小贩来说,一般上都以调高物品或食品的售价来消化最低薪金所带来的压力,换句话说,“受害者”最终还是消费人,也就是平民百姓。

来到今天,希盟政府打算落实其大选宣言,从今年8月开始,启动将最低薪金调高至1500令吉的计划,同时划一东西马的最低起薪。



打工一族当然甘之如饴,但最低薪金从1000令吉提升到1500令吉,涨幅是“可观”的50%,就算在5年内分阶段进行,人力密集工厂不得不进行裁员或相继倒闭是可预见的后续效应,而没法子裁员的小商贩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再度把压力转移到消费人身上。

调高最低薪金必须循序渐进,操之过急只能弄巧反拙,太快或大幅度调高最低薪金,另一轮的通胀必将接踵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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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救急与救穷/南洋社论

雇员公积金局正式推出第三户头,允许会员通过此“灵活户头”提取存款应急。

会员缴款额的分配比例从原有的70%缴纳存款存入第一户头,30%存入第二户头,改为新规定的75%存入第一户头的“退休户头”,15%存入第二户头的“幸福户头”,10%存入第三户头口的“灵活户头”。

第三户头启动后,会员可选择将第二户头的部分存款转移至第三户头,会员可随时提取户头里的存款,最低提取额为50令吉。

第一户头是为退休储蓄,在符合条件情况下,可提款投资信托基金,基金赎回时须再存入第一户头。

政府先救急后救穷

第二户头可提取存款支付教育、医疗和购屋用途,或在50岁时提领存款。随着第三户头的增设,将减少第二户头存款额。

第三户头,则是救急用途。政府推出此项具灵活性且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是“先救急,后救穷”做法。

好些人因储蓄率偏低,特别在经济陷困时,人们面临就业、债务、收入等压力的叠加冲击,“善解民意”的政府及时予以政策对冲,通过公积金局“开闸放水”,暂时解决陷困者面临现金断流的“穷”问题。

问题是,当人们缺钱而恐慌时,就只想依赖政府援助,别人帮扶,甚至产生恐惧,还会影响人们做出非理性的决策,想尽办法掏挖可能散落在边角的零碎小钱,甚至养老用的钱,就是没有长远打算,才是最致命的致贫心态。

善用杠杆改善生活

因为迷茫,人生规划就失灵了,随后还更变焦虑,没法好好工作,没法存到钱,还被迫要终生劳碌。

其实,民众理应保持警惕,在面对未来的变量,不能只依靠拐杖,而要善用杠杆,善用杠杆的功能才能改善人的生活。

长时间的债务型经济增长模式,让落后的穷国濒临绝境,发达国家及新兴国家经济体的崛起,靠的是创新杠杆撬动的力量。

要如何在有限物质基础上,做出最大的成绩,才是我们真正要思考的脱贫出路。

善于投资,就是善用杠杆扩大复利效应,当然不是要鼓励恣意举债,而是要倾尽所能,去努力求知识,只有学好本领,有能力有实力,才会有杠杆公司资源,帮你放大价值的舞台。

竞争力就是你的杠杆资源,只有借用杠杆各种资源的乘积,及时间复利的结果,才能帮你打造优势人生,这才是救穷的必要策略对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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