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作为社会中最大的公共组织，不仅负有价值导向、安全保卫、维持秩序的责任，也肩负了政治统治、经济管理、社会协调的社会寄托。

政府具有价值导向责任，如西方哲学大家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追求“最高而最广的善业”。从程序的角度，政府的职能包括决策、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上述的职能，都在确保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生命财产受到保护，而且免于恐惧的威胁。

我们广大的国民，面对这次冠病的冲击已经超过一年半，从开始满怀信心到如今一筹莫展，可能还是有人会说，政府已经做了很多，包括救助贫困、买大量疫苗来给人民接种。

笔者对此是有另外的看法，政府所做的一切是恩赐吗？还是作为政府的分内事？笔者才疏学浅，这留给我们广大读者来判断。

环顾全球，各国政府面对冠病，都显得有点进退失据，然而有责任的政府就会采取果断的措施来防堵病毒肆虐，为医护人员争取喘息的机会；另一方面，则是动用国家资源来购买疫苗，以及救助国内不同族群的贫困人士，并且统筹国内所有的医疗资源。 

我们的政府在防疫的同时，也在进行政治角力。整个防疫政策从去年3月到现在，已历时一年有4个月多，应该累积丰富的经验。然而，除了3月的封城有成效外，之后的防疫政策，显得举棋不定，一方面担心经济受创更深，一方面又受到族群主义和宗教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更有政治的考量。

防疫充满政治算计 

患得患失和充满政治算计的防疫政策，真的可以让我们安然度过冠病的冲击吗？冠病的变种和传播迅速，连许多严守边防和采取许多防疫手段的国家都失守，而且还要不断加强阻断的防疫策略，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方能抑制病毒的传播。我们的政府是以政治来干预公共卫生，能够有显著成效？

我们不妨看看美国的例子，该国是世界强国，拥有最好的医疗系统，但是因为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佩戴口罩是全球公认的有效防疫措施，但美国政客却对是否应要求民众在公众场所佩戴口罩争论不休，将医学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这都导致美国到今天还是受困冠病，而且全国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当中包括人民的生命和生计都受深远的影响。

冠病在政府反复的封城措施中，已经让许多中下阶层家庭受到冲击。我们国家一向来是丰衣足食，如今在冠病肆虐下，也有不少家庭面临三餐不济的窘境。

当有人民举起白旗的同时，代表的是他们真的生活陷困，政府应该联合民间不分族群给予援手，而不是回应说政府清楚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

在确诊人数不断增加情形下，我们的医疗已经崩溃，公立医院无法收纳，而私立医院则要付昂贵的医药费。医疗体系的满载，确诊的中下阶层人民，其实是充满无助的。

人民深陷冠病影响下是十分无助的，这时人民需要政府，而政府更要积极作为。

此时此刻的政府，必须负起全责，全力推动所有的防疫手段和援助计划。目的是让人民能够在生活上得到救助，而躺在医院急诊室、或者家里等待救命的人们，也必须由政府调动国内的医疗资源来救助他们。政府做的够了吗？面对灾难政府必须做得更多，而且还要秉持大公无私的精神，救助每一个国民，让他们知道政府就在大家的身边。

（作者为台湾高雄师大东南亚暨南亚研究中心教授兼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