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笔锋

由于中国回归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不再受马列的阶级分析机械地解释中国历史文化，重视中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加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宏图若合符节，落实建国方略使得国共一笑泯恩仇。

中华文化成为两岸三地的黏合剂，创造了一个强大的气场，反击台独与港独的逆流。

如果没有中华文化不绝如缕的文化奇缘，两岸三地就会形同陌路，各走各的方向，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是强劲的黏合剂，将不同的社会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强大的气场，化解了政治的危机，也使得一度出现的港独和台独逆流，被强势反击。

反击背后就是国共两党势力的合流，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两党斗到最后，都会觉得中华文化是彼此最大的公约数。邓小平改革开放后，中国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和推广逐渐出现质的变化，也和台湾的蓝营有更多的共同点，彼此惺惺相惜，化解了两岸的敌意。

赋予现代化内涵

中国对中华文化认知的质变始于过去10余年间，冲破了马列历史唯物史观的局限性，开放给更多元化的解释，重视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赋予传统更多现代化的内涵。同时全社会历经西潮的冲刷下都要寻回文化的主体性。这表现在传统文化的普及浪潮，电视综艺节目如《中华好诗词》、《典籍里的中国》等，都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普通老百姓都沉浸在唐诗宋词、经史子集的世界，又往往可以与现实世界连结，展现文化的传承，没有任何的历史断层。

神州大地的中华文化传承，曾经面对历史断层。1960年代破四旧政治运动，以及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让很多知识分子受害，而中华传统也被马列意识形态凌驾，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而当时台湾的“中华民国”领袖蒋介石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成为维护中华历史文化的灯塔。

当时香港有很多来自中国的民间力量，承接中华文化的道统，在岛屿弦歌不绝，尽管在殖民地的体制下，欧风美雨是主流，但民间中华拒绝花果飘零的命运，在深水埗桂林街的破旧唐楼，一些南来知识分子如唐君毅、钱穆、张丕介等人，创办了新亚书院，筚路蓝缕兴学，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成为香港的文化传奇。

这也是中国1980、1990年代与中华文化传统再续前缘的伏笔，钱穆和唐君毅的著作成为中国的畅销书，影响社会文化方向，对知识界和政界带来暮鼓晨钟的作用，理解香港曾建成一道文化长城，在殖民地的氛围下力抗西方强势文化的挑战，艰苦寻回那些在抗战与内战中飘远了的文化碎片。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兴起了国学热，也要去意识形态化，不要机械地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作为理解中国历史的工具，而是要直接回到原典，也要广泛使用更多的历史与社会科学方法，重新认识中国，传承中国的智慧。

中国追寻自我创新

台湾在中国文化与历史研究也是人才辈出，带来很多新视野和洞见，对中国有所启发，台湾也乐见神州大地转向，不再以马列为圭臬，而是回归中华经典，要追寻自我创新之途。

更让台湾蓝营势力共鸣的是，中国在国家建设上争分夺秒，于10年、20年间变身为基建狂魔，建成全球最大的高铁、高速公路、隧道和桥梁，提早实现国父孙中山所提出的建国方略和实业计划。这都使台湾具有中国人认同的民众，感受中国现代化步伐为14亿中国人带来福祉。

这也反映中国的流行文化，吸纳台港灵感，凝聚两岸三地的软实力。1980、1990年代台湾的流行曲，邓丽君《小城故事》的温柔、齐豫《橄榄树》的清新、罗大佑的《滚滚红尘》都让中国人民耳目一新，发现在高亢的革命歌曲之外，还有如此柔情的旋律。香港的功夫电影和警匪片，曾经让两岸目眩。

最近中国风靡一时的《周处除三害》，台湾演员阮经天是男主角，导演黄精甫则来自香港，折射两岸三地影视“三赢”的范例。

中国的电视剧也在台港流行。《甄嬛传》被称为长销不坠的“神剧”，台湾近年春节期间，8大电视台都在重播《甄嬛传》，被誉为台湾的另类“春晚”。中国以职场为背景的电视剧，如《城中之城》、《平凡之路》、《装腔启示录》、《精英律师》、《白色城堡》等，让台港观众惊艳，了解中国民间社会的运作，特别是精英阶层的心态与游戏规则，让人大开眼界。当然，也有描绘农村与基层社会的《山海情》、《人世间》等，可以看到中国底层社会翻天覆地的变貌。

政府不能阻挡奇缘

尽管台湾绿营和香港黄丝等“分离主义势力”近年都在妖魔化中国，并且套用以前国民党的口号如“匪区”、“共匪”等贬词，但聪明的香港人会用脚投票，纷纷涌去中国，在复活节与清明节假期逾350万人次到中国，分享神州大地最新的生活方式。台湾虽然组团到中国旅游被绿营政府限制，但自由行人数飙升，脸书上“中国剧讨论会”群组也高逾30万人，台湾的中、大学生都喜欢驰骋在小红书和抖音的世界。两岸三地的文化奇缘不能阻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