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詹姆斯·K·加尔布雷思（曾任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执行理事，现为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林登·B·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政府学教授）

早在2021年和2022年初，包括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H·萨默斯、杰森·富尔曼和肯尼斯·罗格夫在内的一批著名经济学家，就曾批评拜登政府的财政和投资计划，并向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施压要求提高利率。

他们的理由是，由联邦支出推动的通货膨胀，将被证明是“持久性的”，因此，需要一个朝向紧缩政策的持续转变。根据一项富尔曼大肆宣扬的研究，失业率将在数年内悲惨地上升到至少6.5%的水平。

虽然这三人（以及许多观点相同的评论家们）未能说动白宫或国会，却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及其同僚不谋而合——后者从2022年初开始加息并一直坚持至今。

美联储快速收紧货币政策的做法，很快引起了以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为首的进步派人士的警惕，担心这将引发经济衰退、大规模失业，以及（无法启齿的）共和党2024年大选获胜。

但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却让双方都感到无所适从。与那些紧缩派主张的相反，通胀在 2022 年年中自行达到顶峰（部分原因是美国出售战略石油储备）。

没有呈现持久性状态，没有因2021年财政刺激而激增，也没有出现低失业率带来的工资驱动型通胀。哈佛三人组所依赖的各个模型和历史先例显然已不再适用（甚至或许从来就没有适用过）。

经济没有衰退，失业率没有上升，利率上升也没有阻碍商业投资。住宅建设受到了一些冲击，但建筑业很快也在总体上摆脱了这一影响，今年早些时候的银行危机也没有导致金融传染。

当然经济衰退仍有可能发生，但截至目前为止还不存在多少警示迹象。

情况令人欣喜，而一些观察家也为此祝贺鲍威尔和美联储实现了一场“软着陆”。但以此称赞美联储的做法只是一种魔幻性思维。

根据任何理论或先例，2022年1月启动的加息都不可能在同年7月前击退通胀。无论往后出现何种结果，到目前为止美联储的政策紧缩都与通胀放缓无关。

为何升息没影响就业？

那为什么持续18个月的利率上升没有对就业、投资或经济增长产生任何明显影响呢？进步派人士对通胀率下降状况的费解程度跟紧缩派相当——尤其是考虑到新冠疫情对家庭储蓄的推动作用已然消失，而且国会也已经开始适度削减各种支出项目。

一部分答案肯定来自于新的投资税收激励措施，尤其是在半导体和可再生能源领域。但这些行业规模相对较小，其增长仅能涉及约十万个就业岗位。

答案的另一部分可能是那些逃离欧洲工业撤退潮的企业的间接投资，而这本身是对俄制裁的副产物。但这些数字同样也不会很大。

还有什么原因？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和国际金融荣誉教授罗伯特·阿利伯向我提出的一个因素是，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国收入顶端那25%的家庭持有了大量现金。这些家庭占据了美国购买力的最大份额，而他们的支出也在很大程度上不受高利率影响。

另一个建议来自现代货币理论教父沃伦·莫斯勒，他指出美国国债相对GDP的比率，已从 2000 年代初的约60%，上升到近130%。而从2021年到2022年为这些债务支付的净利息增加了35%，达到GDP的2%，其中约有70%的利息支付给了美国私营部门。

如果再加上为3兆美元（约13.7兆令吉）银行储备支付的利息（从2008年开始），那么通过这一渠道提供的财政支持是巨大的。

历史支持了莫斯勒的猜想。1981年，美国联邦债务仅相当于GDP的30%左右，其中大部分是固定利息的长期债券，也无需为银行储备支付利息。

因此，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令人乍舌的大幅加息行动，主要打击的是私人债务人和企业投资，而利息支出对财政的抵消作用很小。

相比之下，当联邦债务额在1946年超过 GDP 的100%时，几乎所有的债务都是美国家庭所持有的战争债券。尽管这些债券的利息收益率只有 2%，却为整个1950 年代（基本稳定的中产阶级繁荣时期）的私人收入和抵押贷款提供了基础。

对于那些为公共债务“负担”而感到忧虑的人来说，利率支付的“财政渠道”是一个可能惹麻烦的概念。它表明鲍威尔的加息可能无力减缓GDP。事实上额外的加息甚至可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扩张性的。

而在其他极端案例中（比如利息支出相当于GDP 的1/4或以上的阿根廷），加息将增加企业成本，推高物价，并对固定资产（土地、矿产、石油）造成价格压力并在我们的通胀指标中体现出来。

这反过来又会抑制储蓄，刺激借贷，促使美联储进一步提高利率。

削减预算监管信贷

然而这一过程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催生经济混乱。但如果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而且高利率并没有带来美联储明确希望实现的衰退，那么就很难改变整个进程。意识形态和习惯会滋生一种希望，即加码实施一个低效的政策就能使其奏效。

那怎样才能阻止这种态势呢？答案之一是采取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通过削减预算来触发利率手段未能实现的经济衰退。我们已经看到华尔街对这一选项施加的压力。

上周惠誉下调了美国主权债务的信用评级，此举显然是为了在预算截止日临近时吓唬国会。这种政策转变——如果力度足够大的话——将继续推进对美国中产阶级的持续清除进程。

很显然，最好的办法是反其道而行之——给中产阶级赋权，向银行家夺权。这意味着在降低利率的同时监管新的信贷流动，管控各类战略物资价格，加强对家庭收入和高薪就业岗位的财政支持。这样拥有体面和有保障收入的人们，就可以减少对不稳定贷款的依赖。

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但请不要对此抱太大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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