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经常账项盈余为何猛缩水?/李兴裕

国际收支平衡账户中的经常账户余额 ,是一个国家赚取收入(商品与服务出口)和支出(商品与服务进口)表现好坏的晴雨表。

当一个国家的经常账户盈余不断收窄,或经常账户赤字不断扩大时,市场投资者往往会很快提出担忧:该国是否入不敷出?它是结构性的问题?还是周期性的且不可持续的?

如果严重依赖短期资本或外国贷款来弥补经常账户赤字,那么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就会被认为是难以为继的。

对外融资的严重依赖,使经济容易受到外部冲击,因为投资者情绪的变化可能导致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就像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发生的那样。结果,有关国家被迫耗尽外汇储备来弥补赤字。

外汇储备的迅速消耗,将改变投资者对经常账户可持续性的看法,加剧对汇率基本价值的担忧。这将引发市场投机和押注有关国家的货币贬值。如果有关国家出现双重赤字——财政预算案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情况会变得更糟。

马来西亚的经常账户盈余从去年首3季平均每季75亿令吉,于末季大幅缩减至2亿5300万令吉,从而使2023年全年盈余减至228亿令吉,或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2%(2022年盈余为551亿令吉,占GDP的3.1%)。这引发了投资者的担忧,即未来几年,大马是否会出现预算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面临双赤字?

盈余比重一再下跌

虽然大马自1998年以来已连续26年保持经常账户盈余,但盈余已从1998至2011年平均每年703亿令吉,或占GDP的12.7% ,于2012至2023年期间迅速减少至平均每年433亿令吉,或只占GDP的3.3%。

2023年,经常账户盈余占GDP比重进一步下跌至1.2%,是自1998年以来的26年来最小顺差,也是有关盈余占GDP比重自2012年开始缩减至个位数以来,12年来的最小盈余。

我们应该对经常账户盈余的缩减感到震惊吗?压力点是否正在形成?到了今年底,经常账户盈余可能会保持在GDP的2.2%的较低范围内。经常账户余额恶化或赤字本身并不需要引起警惕。应根据恶化的速度、程度和原因,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

我们需要更清楚地了解导致盈余萎缩的根源,因为有时从整体上看待经常账户,可能会被误导。我们注意到以下可能在中期影响经常账户和整体国际收支状况的事态发展。

(a)商品出口(出口总额)势头疲弱

从1998至2011年的平均每年增长6.7%,于2012-2023年下跌至平均每年增长4.0%。这是由于全球需求和半导体周期的周期性、大宗商品与原油价格波动以及出口竞争所致。

2023年,马来西亚的电子电气产品占出口总额的40.4%,控制着全球7%的市场份额,以及全球半导体封装、组装和测试服务市场的13%。

电子电气行业将持续发展,鉴于半导体元件广泛应用于包括汽车在内的消费电子产品和商业产品中,因此它是整体出口的主要推动力。

利用跨协进军更多市场

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 (NIMP)将通过吸引更多晶圆厂、IC设计、先进的组装和测试封装,来增强电子与电气工业的生态系统。

棕油、原油与天然气、化工及化学产品、石油产品等资源型工业,也通过更多的下游和附加值生产,对提振国家出口发挥了关键作用。

国内制造商和出口商须加大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CPTPP)的利用,以进军更多市场。

大马贸易发展局(MATRADE)须与贸易协会和商会合作,通过贸易便利化和融资、更好地了解贸易规则、产品和市场发展,制定有效的出口促进策略。

2012至2023年期间,商品进口年均增长4.9%(1998至2011年均增长7.1%),其中半制成品(占进口总额的58.1%)、资本财货(12.8%)和消费品(8.4%)贡献最大。

正在建设和新建的公共交通项目、高速公路、港口和机场扩建等,具有较高的进口含量,将减少未来几年的贸易盈余,但这将有助于扩大生产能力,提高国家竞争力,这对公共和私人投资来说都是一个好兆头。

(b)服务账户自2010年来连续14年巨额赤字

巨额赤字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保险和养老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电讯、电脑与信息服务,以及其他商业服务等领域。

我们必须增强物流运输、资讯工艺相关和信息及咨询与保险服务方面的能力,以减少聘请外国托运人和专业服务的服务费用。

2021至2023年期间,知识产权使用费用平均每年为116亿令吉。我们必须充分挖掘国内旅游和教育服务潜力,增加服务流入。

(c)2012至2023年投资收入加大流出

导致经常账户盈余减少的另一个因素是,这些年来投资收入平均每年流出339亿令吉,这主要是由于 (i) 外来直接投资的涌入导致支付欠外来投资收入的款额增加,投资者将赚取的利息、利润和股息汇回母公司(每年流出661亿令吉)。

然而,一些收益将被保留并进行再投资; (ii) 每年汇出大马的本地股票、可投资基金和债券投资组合所赚取的股息和盈利达165亿令吉。

(d)2012至2023年平均每年160亿令吉收入流出

这主要归因于2012至2023年期间,大马外劳平均每年汇回祖国的资金高达331亿令吉,相较于1999至2010年期间只有158亿令吉,这是在海外工作的大马人汇回我国资金的1.95倍(平均每年170亿令吉)。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对外劳的依赖逐步减少(截至2023年10月有180万合法外劳),将缓解外劳把收入汇回祖国的冲击。

随着净流出从1999至2010年期间的平均每年339亿令吉,于2011至2023年期间收窄至每年196亿令吉,金融账户的实力(衡量流入一个国家的外国资金和国内居民在海外投资的资金)有所改善。

这是由于净直接投资,从1999至2010年期间的平均每年流出27亿令吉,逆转为每年流入32亿令吉。令人鼓舞的是,外来直接投资流入总额,从1999至2010年期间的平均每年168亿令吉,于2011至2023年期间激增至平均每年425亿令吉。

值得注意的是,在2020年冠病疫情爆发那年暴跌至169亿令吉后,外来直接投资总额在2021年反弹至843亿令吉,在2022年稍降至649亿令吉,2023年再进一步降至376亿令吉,反映了全球经济放缓的影响。

外来直接投资前景积极

鉴于2022年和2023年批准的外来直接投资,分别为1633亿令吉和1885亿令吉,以及NIMP和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NETR)的实施,我们看到外来直接投资流入的积极前景。

改善环境招揽投资

大马必须改善其投资环境,并在“中国加一”战略下,积极招揽回流和近岸投资,提高在本区域的竞争力。

大马的对外投资,也从1999至2010年期间的平均每年195亿令吉,于2011至2023年期间激增至平均每年394亿令吉。

疫情危机后,大马对外投资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我国企业海外投资从2020年的138亿令吉,于2021至2023年期间激增至平均每年450亿令吉。

继2021年净流入188亿令吉后,股票和债券投资组合投资于2023年净流出457亿令吉,2022年则是净流出506亿令吉。

平均而言,组合投资遭受更广泛的净流出,2011至2023年期间每年净流出额高达167亿令吉,而 1999至2010年每年净流出额仅为3亿9300万令吉。

2010年至2023年,外国证券投资平均每年净流入169亿令吉。 同期我国永久居民的资金流出规模更大,达到每年289亿令吉。

大马必须提供令人信服的经济、投资和企业盈利前景,以吸引更多国内外投资者,投资本地各类资产。

尽管经常账户盈余甚至赤字的缩小,并不全然是一件坏事,但我们必须加强经常账户平衡,同时进行财政改革,从而降低净债务和负债,并改善我们的投资环境,以吸引更多投资,包括外来直接投资,留住国内资金,并增加商品与服务的出口。

外国资本的持续流入和庞大的外汇储备,将为经常账户余额的疲软提供强有力的缓冲,并支撑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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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耐药性 对抗气候变化盲区/Project Syndicate

人们普遍认为,气候变化是人类健康面临的最大威胁。

全球气温上升2摄氏度——到本世纪末可能会超过这一阈值,可能会夺走多达10亿人的生命,死因包括极端天气事件、热浪、干旱、洪水、传染病爆发和粮食短缺等。

但情况实际上可能要糟糕得多,因为目前的预测未能考虑到抗生素耐药性的(AMR)不可避免的增加。

气候变化可能对抗生素耐药性产生深远影响,因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恶劣天气和气温上升会促进耐药病原体的出现和传播。

病菌活力增强

但是,衡量气候变化对健康影响的模型忽视日益增长的耐药性风险,对全球变暖的政策反应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巨大的疏忽,将阻碍我们治疗感染和保持人们健康的能力。

一个更温暖的地球增加了近1万1000个物种灭绝的可能性,但实际上还可以改善细菌和真菌的条件。较高的温度与细菌生长和感染率的增加有关,并且还会对微生物施加选择性压力,使其变异并产生抗生素耐药性。

全球最大杀手之一

中国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气温每升高1°C,耐药性肺炎克雷伯菌感染就会增加14%,耐药性铜绿假单胞菌感染增加6%。 

同样,极端天气,特别是洪水和干旱,将增加水传播的霍乱和伤寒等传染病的传播,以及病菌的耐药性。此类事件往往会扰乱清洁水和卫生设施的获取,使预防和控制感染更具挑战性。

此外,城市密度往往会加速病原体的传播。据估计,到2050年,气候危机可能会使12亿人流离失所,这可能导致城市更加拥挤。

抗生素耐药性已被公认为是一场不断升级的全球危机。2019年,它与近500万人死亡有关,这使耐药性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杀手之一。世界卫生组织已将抗生素耐药性与气候变化一起,确定为全球健康的十大威胁之一,世界各国领导人正在认真解决这一问题,将在9月的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一次关于抗生素耐药性的高级别会议。

仍不受关注

但许多人仍然认为抗生素耐药性与全球变暖不同。例如,最新的关于健康和气候变化的《柳叶刀》倒计时报告没有提到抗生素耐药性、耐药性或抗生素。同样,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组成的“同一个健康”四方秘书处(Quadripartite Secretariat for One Health),也未能研究全球变暖与抗生素耐药性之间的关系,更不用说抗生素耐药性将如何影响气候变化带来的健康风险。 

国际社会严重低估了气候变化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以及我们的治疗能力。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抗生素耐药性危机,我们必须越来越依赖预防和控制感染,以及,更重要的是,确保明智地使用有效的抗生素。

这将需要开发新的抗生素——对制药公司来说往往没有吸引力;还需要进行正确的投资并建立正确的激励措施以使现有抗生素能够到达需要它们的人手中。

严重影响贫困国

为此,像我所在的组织,全球抗生素研究与开发伙伴关系(Global Antibiotic Research & Development Partnership),正在鼓励创造新药,致力于改善已经上市的基本抗生素的可及性,特别是在低收入国家。

公平使用和分配抗生素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与气候变化一样,受抗生素耐药性影响最严重的通常是最贫困的社区。

但这还不够。全球政策制定者必须大幅增加对抗生素耐药性研究的资助,以确保他们准备好应对全球变暖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新形式的耐药性。

要做到这一点,需将抗生素耐药性纳入气候变化应急措施,并且更重要的是,从9月的联合国抗生素耐药性高级别会议和今年在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9)开始,将耐药性和气温上升视为相互关联,而不是截然不同的挑战。

否则,现有药物的有效性将在最需要它们的时候动摇。

Project Syndicate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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