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改革需要勇气/李兴裕

每次发生经济危机时,都会曝露结构性的弱点和障碍,为政策制定者提供重新思考、改革和重组的机会,以实现更好和永续的经济韧性。

冠病疫情爆发后,当经济复苏且经济状况更加稳定时,各国将需要实施结构性改革,以维持持久的复苏,并建立对强劲复苏的信心。

对大马而言,过度和没有必要的监管要求、执照制度,以及联邦、州和地方当局之间不协调和不一致的法规、补贴、选择性的市场保护,已被鉴定为需要解决的障碍。

我们须努力检讨各项政策与条规,并实施结构性改革,以减少监管障碍、提高市场效率、确保政策透明度与确定性,并保持更好的增长前景。

改变公共领域的工作方式(公共交付服务)和促进私人领域与企业的政策,被视为提高生产力、增加投资、创造熟练与高收入就业岗位、促进更大的贸易开放、增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以及增强金融韧性,提高国内经济抵御冲击的能力。

大马有限的财政空间,日益需要我们聚焦于更广泛的税收改革与开销合理化,这不仅要重建强大的财政缓冲,还要加强财政永续性。

在国内外环境日益复杂之际,绿色增长政策是促进强劲、更永续和包容性增长所需的结构性改革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可以通过提供奖掖,更好的利用自然资源效率来释放新的增长引擎、减少浪费和能源消耗、应对环境压力、刺激对绿色商品、服务与科技的需求,以及通过绿色税和消除对环境有害的补贴来调动收入。

短期痛苦长期受益

实施结构性改革的问题是时机、顺序(渐进式或大刀阔斧的方式)、初始经济与商业状况,以及权衡结构性改革对更广泛的经济(社会、企业与商家、各领域)的影响。

虽然短期内,经济改革往往不受欢迎、痛苦,并给某些行业带来阵痛,但从长远来看,改革可能会为经济带来实质效益。

針对目标弱势家庭的临时救济措施,可以局部缓解短期的痛苦。与此同时,政府必须加强全面的社会安全网,以将结构调整的代价降至最低。

例如,从目前的全面补贴,改为有针对性的补贴,有助于减少浪费和提高价格效率,并将有限的预算资源,重新分配给各个富有生产力的领域,例如基本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医疗保健、教育和交通。

针对性的补贴及现金发放,将减缓物价和生活成本上涨对弱势家庭的冲击。

取消价格顶限和管制以及产品市场自由化,可以促进良性竞争,让买家有更广泛的选择来进行知情的购买,以及激励企业进行投资,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税收基础的扩大、补贴合理化、开销规模的调整,以及更好的监管和有节制的财政开销(最大限度地减少泄漏和浪费性的开销)将有助于降低财政赤字,并遏制政府债务与负债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上升。

政府对财政永续性与信誉的承诺,将赢得公众、投资者和评级机构对政府财政计划的信任和信心,以及实现其承诺的能力,例如能进行税收改革、补贴合理化和开销重整计划。

提高劳动生产率

政府可以对劳动力市场进行结构性改革,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产品市场改革,例如降低关税和竞争限制、放宽监管和合规成本,以及富有竞争力的劳动力市场改革,以创造更有利于商业的投资与经营环境,可以提高投资和生产力。

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包括人口老化,对医疗保健系统的需求将会更大。大马仅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2.59% 用于公共卫生开销,低于中上收入国家占GDP约4至5%的公共卫生开销基准。

随着人口老化,平均医疗保健成本趋于上升,公共医疗体系的改革,也有助于抵消医疗保健成本扬升的冲击。

公共退休金系统的压力持续增加。政府支付退休公务员的开销,在过去12年平均每年增长8.8%,从2010年的115亿令吉,于2021年增至291 亿令吉,占2021年总行政开销的12.6%,以及联邦政府总收入的12.4%(2010年仅占总行政开销的7.6%和总收入的7.2%)。 

政府需对公共退休系统进行改革,以确保资金和财政永续性。 转向固定缴款制度,可降低有关养老金计划的财务风险。

由于收入增长赶不上生活成本的上涨,以及疫情期间政府允许雇员公积金局会员提出总额高达1450亿令吉的存款,这增加了公积金提款者和退休国人的风险,即他们的养老金和储蓄将不足以退休。

截至今年6 月,公积金局1278名55岁以下会员当中,多达52%或662万人的公积金存款少于1万令吉。

延长退休年龄

鉴于预期寿命不断提高,延长退休年龄看来符合逻辑。但这必须伴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以提高他们的就业技能,并同时为年长工人和年龄介于15至24岁的青少年创造就业机会。截至今年第二季,这个年龄层国人的失业率依然高达11%,持续处于双位数。

经济改革最好在经济条件有利时实施,以尽量减少调整成本。由于无法避免与结构性改革相关的选举成本,政客们可能会因害怕政治反弹而推迟改革,或实施半生不熟的改革。因此,民粹主义因素将被纳入政策的考量和拟订中。

尽管结构性改革给社会和企业带来短期的阵痛,但我们需要有改革意识的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为国家做正确的事。此举可带来巨大的长期收益,包括加强公众与投资者的信心、增强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与生产力,以及扩大国内外投资。

同样重要的是,改革需要强有力的自主权和政治机构来指导可信的经济政策制定、解决社会冲突,以及与商界和公民社会的更多接触。

反应

 

要闻

华裔重质不重量 文化差异各族生育失衡

(吉隆坡16日讯)华巫裔生育大不同!

大马理科大学人口学与人口老化问题研究学者聂诺丽雅蒂表示,有关巫裔与华裔生育率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各别文化对生育与计划生育的看法不同。

她向“自由今日大马”表示,巫裔很大程度上受到回教教义及其文化传统的影响。

回教鼓励多生育

“马来社群希望生育更多孩子,因为这与回教鼓励增加先知穆罕默德追随者的做法一致。”

“巫裔的价值观和传统也强调,希望孩子将来能照顾年迈的父母。”

“回教教义也强调,孩子是一种深刻的祝福,上苍保证了孩子的生存。”

与此同时,她也说,华人社会倾向于优先追求财富,在生育方面有“重质多于重量”的心态。

“华人文化优先考虑的是孩子的教育,并强调财富和繁荣。许多华人家庭也倾向注重获得更高的生活品质和个人满意度。”

“华人社会中避孕和计划生育的方法也有所增加,因为他们(更愿意)根据自己的能力决定家庭规模。”

大马生育权利倡导联盟的锺声培(译音)医生也对此表示同意,并表示华裔往往优先考虑孩子的优质教育,而这需要高昂的成本,导致他们想要更少的孩子。

“更糟的是,在教育取得成果后,他们就被鼓励移民,进一步扭曲种族平衡。”

巫裔生育率近华裔3倍

美国中央情报局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马来西亚的总生育率(TFR)在2024年已降至 1.73个孩子。

同时,一项去年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马来人的总生育率最高,每名女性生育2.1名新生儿,而华人的总生育率0.8,印度人的总生育率为1.6。

总生育率是用于估计女性在育龄期间(15岁至49岁)平均生育新生儿数量的指标。

职业女性增 生育率降

聂诺丽雅蒂也表示,由于生活费增加,女性也投入工作岗位,这些年来我国的总生育率有所下降,而这两者都是家庭规模的关键决定因素。

根据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所有族群的总生育率均已下降,从2011年每名女性生育2.2名新生儿,下降至2022年的1.6名新生儿。

巫裔的生育率从2011年的2.8下降到2022年的2.1。

“导致这三大族群生育率下降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儿童教育、房屋和医疗成本的增加。”

她也表示,政府必须解决生育率下降的问题,因为人口再生缓慢将加速我国走向老龄化国家,预计到2030年将成为老龄化国家。

“政府需要采取多项措施,如提供可负担的生育保健服务、实施教育计划以提高对生育问题的认识,以及为面临不孕治疗困难的人提供财务支援。”

“加强重视父母身分、家庭和跨代之间的文化和社会规范也可以培养人们对生育的积极态度。”

视频推荐 :

反应
 
 

相关新闻

南洋地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