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当心低基数效应增长/李兴裕

上周五公布的今年次季经济增长捎来惊喜(按年增长16.1%,而之前市场平均预估13.4%),对全年经济增长目标有利,但关键在于接下来的第三和末季表现如何。

去年次季经济因行动管控令1.0(MCO 1.0)而按年萎缩17%,这样的低基数效应是推高今年次季经济增长率的主因,但关于在国家复苏计划的4个阶段下向更安全的经济重新开放过渡,以及不断恶化的冠病疫情不可预测性的警告仍然适用。

冠病疫苗接种率的提高,将令当局放宽行动管控,允许更多经济和社会领域重开,国家或将开始逐步返回疫前的时光,而我们预期这点会在今年末季实现。

按季其实萎缩2%

我们从这些数字得到什么启示?若撇开低基数效应的效益,次季经济其实比首季萎缩2%,反映国内经济与商业活动持续疲弱。

除了农业领域次季按年萎缩1.5%(首季按年增长0.2%,去年次季按年增长0.9%),服务业、制造业、矿业和建筑业非常高的按年增长,其实都是低基数效应的结果,因此应该提高警惕。

服务业次季按年增长13.4%(首季按年萎缩2.3%、去年次季按年萎缩16.2%)、制造业劲扬26.6%(首季按年增长6.6%,去年次季按年萎缩18.3%)、矿业按年增长13.9%(首季按年萎缩5%,去年次季按年萎缩20.8%)和建筑业劲扬40.3%(首季按年萎缩10.4%,去年次季按年萎缩44.5%)。

据估计,在全球科技持续 上涨周期和全球经济复苏的支撑下,制造业的出口导向型行业保持弹性。

私人投资料下半年回退

然而,那些获准继续营运的经济领域只准以有限的人力运作,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产出,而且在管控“开开关关”充满变数下,可能限制企业接收更多订单。员工短缺不仅扰乱了农业生产,而且也对制造业带来很大冲击,而制造业还同时也受到原材料成本上升和供应链中断的阻碍。

低基数效应对次季经济的效益也体现在家庭开销,其在首季按年萎缩1.5%后,今年次季止跌回扬,按年增长11.6%,当然这主要归功于去年次季按年萎缩18.5%的低基数效应,而持续派发的现金流援助和现金派发,以及部分被压抑的需求。

私人投资次季按年扬升17.4%(首季按年增长1.3%,去年次季按年萎缩26.1%),然而,在经济何时全面重启仍充满变数下,投资者普遍谨慎行事,私人投资料将在下半年回退。

看穿了低基数效应对次季经济的显著帮助,我们接下来应留意什么?那就是,这股增长势头会否在下半年掉头回退 。我们需要检视是否有经济和商业活动回升的轶事证据;以及家庭开销和投资需求能否持续增长,以抵消类似次季的低基数效应不再的冲击 。

我们预计,疫情的不断恶化和“关闭和开放”的更严格管控措施,将继续对商业活动和家庭谨慎的可自由支配开销构成压力。人民和企业在这场漫长的与冠病战斗中疲于奔命、抗疫疲劳和绝望,因为深刻的经济疤痕效应继续扰乱许多经济领域和行业,特别是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复苏和生存。

65%人对复苏没信心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中总)的2021上半年及2021下半年预测马来西亚商业和经济状况调查显示,大部分商家仍在漫长疫情的冲击中挣扎求存。

根据这份共有693名受访者回应的调查,他们的生产和营运活动一直受限,需求下跌,而令他们面临现金流和信贷紧缩 ,以及客户赊账回收缓慢的问题。

64%受访者预期下半年经济将比上半年恶化。整体而言,高达65.1%受访者没有信心大马经济可于今年复苏,而62.5%受访者预期商业状况将于下半年恶化。

46.2%受访者面临现金流非常紧缩的问题,无法应付3个月的业务/生产、原料/存货和人力成本。超过半数(50.3%)的微型企业没有足够的现金流支付3个月的营运开销。

商家们的营销遭遇重创,高达63.8%受访者表示营业额仍远低于疫前水平。整体而言,30.7%受访者的销售额比疫前水平低30%以上,13.4%受访者的销售额更比疫前低了超过50%,尤其是旅游相关行业、建筑业、专业与商业服务行业。

第三季最关键

8月份是重要的转折点,这取决于能否达到预期的40至60%人口已完成接种疫苗。

第三季将是一个关键的季度,以确定漫长的各项管控令以及国人高度关注疫情及变种病毒迅速传播的影响有多大。

此外,如果更多州属比预期更早进入国家复苏计划的第二、第三和第四阶段,以及经济与社会领域更安全的重新开放,还有在更多打工族完成接种后,允许更多的人力同时运作,这些都是未来经济走势非常关键的因素。

希望到了9月份,将有更多州属的人民获准跨县和跨州旅游,当然,必须遵守严格的防疫标准作业程序及拥有疫苗通行证。

现阶段,我们仍维持今年经济增长4%目标,这和国家银行大幅下砍后的最新目标(3至4%)一致。

国行是基于经济何时全面重启仍高度不确定,而大幅下修今年增长预估。其原本预估是增长6至7.5%。

这也许也是暗示,第三季GDP进一步下行(不是增长大幅下滑,就是直接萎缩),接着才在第四季逐步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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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悲观论者错在何处/Project Syndicate

经济学家们最近一直在警告,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徘徊在危机边缘。他们认为问题在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由极高的资本投资驱动的,而私人消费则受到了抑制。那么危机真的如许多人预测的那样迫在眉睫吗?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增长模式,的确可以被称为投资驱动型。与大多数东亚经济体一样,中国借助其高储蓄率来维持极高的投资以支持发展,同时政策制定者经常将基础设施支出用作反周期政策工具。

比如2009年中国政府就出台总额4兆人民币(约2.7兆令吉)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对冲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不利影响。

截至那年年底,中国的投资增长率飙升至30.1%,总投资额占GDP的比率达到了45%。

但为了抑制房地产泡沫膨胀和减轻通胀威胁,中国于2011年撤销了该政策。此后投资增速持续下滑——去年仅为3%——且自2017年以来一直低于GDP增速。

如今中国的国内消费已取代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去年消费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为82.5%,投资则为28.9%,而净出口的下滑(-11.4%)则拖累经济增长。

中美消费结构大不同

根据我的计算,2023年的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分别占据了GDP的54.7%、42.8%和2.5%。

当然,中国的最终消费支出远低于美国——该指标在2019年占前者GDP的56%,而后者则为81.5%。但两国的消费结构其实大不相同:中国服务业占最终消费的比例不到 50%,而在美国这一比例高达三分二。

此外,中国的服务价格远低于美国。在排除价格差异因素后,我发现2022年中国的商品(包括餐饮)总消费支出占GDP的37%,而美国为28%。换句话说,就商品而言中国的消费(占GDP比例)超过了美国。

进一步印证了上述评估的,则是2022年中国的消费贷款额(不包括抵押贷款)相对GDP的比率为14%,与美国和日本大致相当。

然后是住房自有率。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家庭将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购买住房,因此,当前中国的住房自有率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中国的人均建筑面积也非常高)。

房地产投资比例高

在我看来,购买昂贵消费品和买房居住并无本质区别,但前者被计入消费,后者却被计入投资。

就房地产投资而言,中国也是全球该比例(占GDP)最高的国家之一。

这就涉及到了储蓄率。批评者关于储蓄率居高不下的看法是正确的,但他们往往高估了其程度。

家庭收入占GDP 60%

人们普遍认为,去年中国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仅相当于GDP的40%。但这一数据是基于中国国家统计局收集和公布的家庭调查数据,因此可能存在向下偏差。

与调查数据相比,国家统计局的资金流量表发布频率较低,关注度也较低,但该表显示2019年中国家庭可支配收入约相当于GDP的60%,而我们也有充分理由相信这个数字更为准确。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十年中,政府总收入占GDP的比重,一直徘徊在20%至30%之间,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处最低水平之列。无论是政府收入还是家庭可支配收入,都不可能只在GDP中占据如此小的比重。

因此,中国的情况可能会比悲观论者所说的要好得多。虽然经济能借助中国家庭减少储蓄增加消费而受益,但只要通缩威胁萦绕不散、收入增长停滞不前、股票和住房价格下跌的话,就很难说服他们这样做。

中国政府方向正确

毕竟消费是一个关于收入、收入预期和财富的函数。这就是为什么促进国内消费的第一步是快速启动经济增长,而这需要由政府资助的新一轮基础设施投资。

幸运的是,中国政府似乎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财政部已宣布计划在今年发行1兆人民币(约6667亿令吉)的超长期国债——首批已于上周发行——并将在未来几年发行更多。财政部还要求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购买更多政府债券。

此次债券发行对中国来说是一次考验。如果取得成功,那中国政府就可能会发行更多债券,来为基础设施投资融资以抵消消费增长放缓和房地产投资下降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政府还需要筹集更多资金,来稳定房地产市场和减轻地方政府债务负担。

如果中国要实现今年GDP增长5%的目标,那就必须采取更具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这意味着发行更多债券,同时鼓励中国人民银行从二级市场,购买更多政府债券并进一步降低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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