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企业逐利推动通胀/Project Syndicate

作者:伊莎贝拉·M·韦伯(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经济学助理教授)

已经有好些主要官员承认利润是欧洲通胀的主要来源——这是一个基于事实而非1970年代经济学说的现实立场。

既然他们已经接受了这种对通胀驱动因素的新分析,那么政策应对措施也应随之改变。

最近几个月,欧洲中央银行、经合组织、国际清算银行和欧盟委员会,先后发布了显示利润在通胀中占了很大比重的研究报告。

但是对怀疑论者的最后一击发生在6月26日,当时国际货币基金(IMF)在其官方推特上写道: “在过去两年间企业利润的增长,是导致欧洲通胀的最大推动因素,因为企业涨价的幅度超过了进口能源成本的猛涨。”

那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搞清楚这一点?

欧洲央行行长拉嘉德6月5日对欧洲议会表示,“关于利润对通胀贡献的认识……有点缺失”,因为“我们缺乏如同工资那样多而完善的利润数据。”

政策制定者未能充分认识到“许多企业部门承受的成本压力向最终价格的传导。”但现在问题已经清晰可见。

拉加德解释说,一些部门“借助优势在完全不挤压利润的情况下将成本推高”,而另一些部门则进一步“在不仅仅是成本推动的情况下将价格推高。”

拉嘉德认为,企业之所以能够提价有两个原因:一是瓶颈大面积存在时的供需错配;二是近期的几个特大震荡产生了协调效应。正如拉嘉德所说:“每个人的立场都一样,我们都得涨价。”

这种“卖方通胀”发生在企业设法通过提高价格,将重大成本冲击转嫁给消费者以保护或提高自身利润率的时候。即使企业的利润率保持不变,卖方通胀也会令总利润增加。

同样简单的道理,让亚当·斯密在250年前发出警告:利润会推动价格压力。

贪婪通胀不正确?

有些人可能会反驳说,保护利润免受成本冲击是正常企业行为,因此不应对当前的通胀进行反思。

但没有人否认企业的目标是保护甚至扩大利润(因此“贪婪通胀”是一个错误的叫法)。问题的关键在于按照历史标准来看,当今这些企业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

伊莎贝尔·施纳贝尔在欧洲央行开创了这种通胀分析方法,当最近被问及当今的通胀是否真的由利润驱动时,她也毫不讳言:“如果你做宏观分解,就会发现部分通胀是由利润驱动的,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个事实。”

与1973年第一次石油价格冲击相比。当时正如国际货币基金所展现的那样,是劳动者设法保护了自己并抵御了冲击;除了石油本身之外,价格上涨几乎完全是由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推动的,同时利润也有所下降。

相比之下,基金组织发现如今利润占据了通胀的40%,与进口价格一起取代劳动力成本成为了主要驱动因素。此外,正如国际清算银行所证实的那样,实际工资的下降幅度,超过了过去通胀时期的水平。

拉嘉德解释说:“迄今为止工人们在通胀冲击中损失惨重……而这正在引发一个持续的工资‘追赶’过程。”

那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国际清算银行和其他主要机构的这些想法从何而来?它们肯定不是来自基于菲利普斯曲线、产出缺口、货币宽松和“需求过剩”的旧有假设。或许是本人被广泛报道的研究成果发挥了一些作用,又或许人们只是在重新审视事实。

无论情况如何,如果治疗方法仍然无效甚至有害,那么诊断再正确也无济于事。当前解决通胀问题的标准药方仍然是加息,即使这会增加失业并加剧经济衰退和金融不稳定的风险。

国际货币基金认为“欧洲的通胀前景取决于企业利润能在多大程度上吸收工资涨幅。”但其实并不存在从利率上涨转化为利润收缩的直接渠道。甚至借贷成本的增加会降低企业吸收工资增长的能力。

涨价弥补销量损失

正如一些华尔街分析师所言,“以价换量”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企业战略。与其降价来提升销量,许多企业会用涨价来弥补销量方面的损失;在这种环境下降低需求不可能阻止通货膨胀。

大企业已经认识到自己不必为像新冠疫情或俄乌战争这样的巨大成本冲击买单,甚至不必去适应这类状况。就像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大银行一样,它们已经融入了救助和推卸责任的文化之中。

然而,这种作为并不会让经济变得更具抗冲击力。

我们应该认识到求助于高利率这种做法的本质:这是一种将通胀成本转嫁给劳动者(通过压低工资)、社会项目(通过紧缩)和后代(通过抑制投资)的策略。

需规管利润逃逸

在这方面基金组织副总裁吉塔·戈皮纳芙显然是对的,她在上个月指出:“如果想要迅速降低通胀率,企业就必须允许其利润率出现下降。”

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采取新的战略去规管利润逃逸、激励投资、提高生产率,并鼓励企业用老办法赚钱——以合理的价格出售更多产品。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有一句名言:除了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事实上过去一年的经验告诉政策制定者,其实存在许多替代办法。比如西班牙创造性的“全盘接受”做法,使其通胀率低于欧洲央行设定的目标;而美国则从战略石油储备中释放石油来抵消了通胀压力。

正确的分析我们迈出的关键第一步,而国际和欧洲机构的技术经济学家和政治领导人,现在必须随之迈出另一只脚。我们需要根据他们的新认识去制定政策。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暂停加息和什么都不做都,会比实施新一轮货币紧缩更为安全。毕竟人们总能找到一些无所作为之外的替代选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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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闻

权益认知度渐提高 企业需加强抗抵制能力

报道:张燕萍

(吉隆坡18日讯)抵制潮蔚然成风,大马企业该如何自处?

专家提醒,随着人民对捍卫自身权益的认知度日渐提高,抑或跟风使然,对不满的品牌展开抵制活动恐已成常态,大马企业需适应这种营商环境,加强抵御能力并建立与消费者的永续发展关系才是上策。

纵观过去种种案例,国内人士对一些品牌的抵制活动,往往先从网络上发酵,随之一呼百应形成强大抵制力量,让相关业者无力招架。

然而有专家接受《南洋商报》访问时强调,业者需接受环境、社会与监管(ESG)所带来的监督,同时加强对环境、所处的社会群体以及治理所有规划,不只是针对问题发报告回应了事。

另一方面,在民主自由和人权下理性通过抵制行动表达不满是好事,然而一旦演变成失去方向的人身攻击,则将破坏国家的形象。不过,也有经济学者认为,这不会影响招商引资。

在他们看来,变相的抵制行动虽不至于对国家经济造成长期影响,但导致大马形象下滑是摆在眼前的事实,为此重塑国家形象是当务之急。

黄锦荣:不涉及政策层面

抵制冲击多元环境

优大经济系教授黄锦荣认为,一旦社会身分认同越来越普及化,人们皆以各自文化、宗教身分自居时,社会不再只是纯粹的族群或宗教化分,大家会根据本身要求提出诉求,这将对企业多元环境带来冲击。

“因此,当出现更多诉求时,企业的营运不再是纯粹于产品的优劣,而是在为不同群体服务时需有更多层面的考量。”

他指当面对营商环境变得复杂时,企业要有责任,除了注重品质和销售服务,也要兼顾整个营运链如产品售后的感观、经验、体验等的客户需求。

他向《南洋商报》指出,预计未来仍会出现不同层次的抵制行动,企业也要开始适应这样的环境变化。

“当我们越强调环境、社会与监管(ESG),抵制行为就越会出现。各别群体都会有本身的权益考虑,企业更需对社会责任有所醒觉。”

黄锦荣提到,政府没办法压制人民表达不满,反而更多时候应让民间发出声音。

让团体有维护权利

“当抵制行为发生时,不需要太担心,也不用闻风起舞,政府应根据民间的考量让各团体都有维护自己权利的空间,当商家面对不公平对待时也可以反起诉,同时允许消费者有反映声音的空间。

“并不是每一个抵制行动都是成功的,除非事件演变导致影响社会安宁,这则另当别论。”

他指政府的任务是在不同群体的利益之间取得平衡,不过度干预或打压,但必须维护整体社会和法治的环境。

黄锦荣认为,抵制运动不涉及大马整体经济,这只是对涉及的企业造成影响,它是消费需求转移的模式,即使是引发失业,也不会影响整个市场的就业运作。

他说,招商引资也同样不会受到影响,因为抵制浪潮不只是属大马特有,并且也不涉及政策层面。

林福炎:破坏种族和谐
大马形象被“扣分”

马来西亚北方大学经济系教授林福炎认为,虽然国内各种抵制活动对经济没有构成长期影响,也不影响外资流入,但伤风化的抵制却会导致大马的形象被“扣分”,因为我国对国际舞台主打的是多元种族和谐的形象。

他表示,外资在筛选新投资市场时,一般以有关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稳定性作为主要考量。

“在合法的情况下,要是抵制行为是理性进行,那是很好,并且有利于社会发展,然而,我国过去所发生的抵制案例且出现种族情绪问题而衍生社会问题,那是不正确的。”

无论如何,他相信虽然抵制行动会影响一些经济活动,但由于消费市场有替代品,因此影响也是短期性的。

林福炎认为,长期教育很重要,必须通过公民教育让人民能以理智和成熟的思维传达诉求,而不是用仇恨打压:“大马是多元国家,政府需要把关并严格执行法令,遏止极端分子滥用抵制行为分裂人民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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